电信资费设上限管理 专家警惕企业低价竞争

　　作者：徐超

　　这个夏末注定不平静，任何一颗“石子”都能够在电信业内掀起一片“热浪”。而这次，“石子”砸中了敏感的资费管制问题，从业内的反响来看，这可能将是一场持久“震荡”的前奏。

　　日前，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联合通知，原国内、国际、港澳台长途通信费、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信费以及固定电话本地网营业区间通话费实行资费上限管理。

　　“此次资费管理方式调整，是对电信资费进行的一次较全面的改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这样肯定地认为。在他看来，“资费上限”的通知将是一系列电信管制方式改革的重要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任张昕竹也认为，此举标志着政府对资费管制的重大调整，其“最终目标是要从政府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因此有业内专家把其放在了战略高度考虑，指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在繁杂的发展环境中又前进了一大步。”

　　顺势而为

　　然而，“一大步”可能体现在政策层面更多一些，对现实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发挥持续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资费上限”管制与价格战的问题上，各大运营商集团公司均保持了一致性的沉默，通过记者的了解，一些运营商内部人士表示，目前还没有关于资费方面的新举措出台，但不排除一些地方分公司的原定促销活动将会涉及到这方面。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有专家认为，省分公司等地方层面的价格战很有可能出现，并且这种行为最可能出现在移动通信领域。该专家以所掌握数据说明，在现阶段一些地区的新客户发展上，联通与移动的发展比例从4∶6降到了危险的2∶8左右，为体现短期业绩而引发价格战有可能在当前环境下成为主导因素。因此，价格战将有可能是资费管制调整背景下的一种“顺势而为”。

　　但也有一位经常为地方运营商做调研的咨询人士表示，本次调整对列入资费上限管制范围的电信业务的市场消费的影响近期不会很大，他认为“从表面看来，由于不涉及市话业务，甚至可以说这次调整只是肯定了目前基层电信市场已经存在的一些价格行为。”

　　王学庆则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一方面尽管暂时没有明确规定资费下限，但由于过去数年市场已经存在激烈竞争，国内国际长途、港澳台通话资费、移动漫游资费，实质上不会大幅下降。而另一方面，由于IP电话的存在，国内国际长途资费过去已有实质性的降低，因此降价空间已不大。

　　“下限”可有可无？

　　其实，“资费上限”也给业内带来新问题，如：“资费下限”有必要出台吗？

　　关于这个问题，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陈金桥认为，“上限管制”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电信资费管制中采用得较为普遍，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价格战的“催化剂”，过度竞争有可能会随之而来，“我认为应该给企业一个合理的底线，警惕企业过度低价竞争。”陈金桥同时建议，采取上下限的资费浮动制更为稳妥，但鉴于电信业长远稳定发展，选择性的下限管理也应在考虑范围内。但他也表示，出台“资费下限”目前还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设置“资费下限”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妨碍市场的正常竞争。

　　但随即有专家提出了不同观点。人民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电信领域的改革还不够彻底，半垄断现象依旧存在，市场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起到作用，而市场是最好的价格调节杠杆，如果价格不能让市场来做决断，只能证明在某些层面的市场竞争完全不够，因此才会希望行政部门进行下限管理。他表示，企业降价是因为价格还有空间，如果没有空间企业如何生存？不能生存还怎么能够降价？市场本身就是弱肉强食，如果市场竞争更激烈一些，那只能使这个行业更快趋于市场化成熟。如果一味地想着国家的政策扶持，那只能是永远也扶不起来的“阿斗”。

　　为此，电信研究院一位专家也指出，电信企业的运营成本测算是设置“资费下限”的关键，如何进行有效的成本测算一直是运营商的“老大难”问题，而作为行业主管的政府部门就更不可能实时掌握运营企业的成本状况，因此“资费下限”无从设起，而从技术手段说也是一个解决成本颇高的问题，或许由市场决定“下限”是一件效率更高的方法。

　　“异质替代”探求政策思路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地方的固网运营商对此次资费调整表现出的忧虑大于希望，他们一致认为，“资费上限”所带来的长久影响将给固网通信原本沉重的未来增添又一层压力。

　　一份来自四川地区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到手边各有一部固定电话和一部手机的时候，选择手机还是固定电话接打的用户比例分别是46%和54%，两者已经基本相差不太大。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一位专家分析了原因，他表示，这个结果涉及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固网移动资费趋同，部分地区移动通信的实际资费与固定电话已经相差不了几分钱，另一个则充分说明了用户的使用习惯在发生快速转变。

　　而在“资费上限”下，企业进一步拥有自主定价权将有可能给移动通信企业一个更加广阔的操作空间，即使是部分地区的低层次的价格战也会延续一定“生命力”，当然，很可能是以挤占固网市场为前提。

　　为此，王学庆指出，这次实行上限制的资费范围只包括国内国际长途、港澳台通话、移动漫游、区间通话，并不包括市话。因此，仅就实行上限制的几种资费来说，实际积极意义非常有限。但如果将此次调整作为一个开端，下一步推展到移动电话本地通话费、固定电话本地通话费，意义将非同小可。

　　他认为，此次资费调整最可能促成电信企业的创新。既会导致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也会引起资费水平的重大变化。现在既不能高估此次资费管理方式调整的意义，也不能忽视其潜在意义，到底有多大影响，要看有没有、有多大力度的后续改革。

　　专家指出，此次设置“资费上限”只是系列改革的其中一步，与前不久信息产业部批准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实行“固话套餐”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在主管部门促进资费市场化的同时，也在用“看不见的手”推动通信企业的业务与运营向多样化与综合化发展。

　　专家视角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 王学庆：限制联盟鼓励竞争

　　王学庆在接受《通信产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资费管理方式调整引发价格战和形成价格同盟的可能性均有，但政策意图无疑是为鼓励竞争。

　　他认为，是形成价格战争还是导致价格同盟，这需要区别业务。由于过去几年的激烈竞争，打大的价格战可能性不大。经营企业的众多和IP电话的存在，使国内国际长途、港澳台通话资费很难形成价格同盟。但移动漫游资费则非常容易形成价格同盟，因为相关企业只有两家。

　　王学庆在此特别指出，企业自主进行资费调整，尤其是电信服务领域的自主资费调整，应该鼓励。因此，行业需要警惕的是形成价格同盟。因为价格同盟无论对消费者、对电信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王学庆表示，目前看来，国家至少在实行资费上限管制的几种资费方面，都在鼓励竞争。至于在移动漫游领域可能导致价格同盟，也并非此次资费管理改革的问题。这需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过去的移动漫游资费是政府定价，企业实行，实际上是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同盟”。当前主管部门不再要求企业执行同样的价格，而且反对其形成价格同盟，这本身就是进步。二是企业可能形成价格同盟，是因经营企业太少，容易形成同盟，这是产业结构问题，不是价格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