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松／文
一时间，胡鞍钢教授1月中旬发布的《中国3G世纪报告》成了公众的靶心。
尽管报告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遭到一些电信学者的质疑和诘问，但显而易见的是，报告中一些论断也撩拨了利益相关者的敏感神经。
胡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3G牌照的尽早发放“于国于民”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既可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缓解就业紧张局面；而反对者则认为仓促上马3G，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上万亿元的“利益赌局”，一旦弄巧成拙，损失难以估计。胡鞍钢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而现实的中国电信产业则是被利益集团裹挟俘获，应该择时撤销信息产业部，重新建立基于市场的电信监管机构，让市场的归于市场；而反对者则认为胡鞍钢的“技术中性论”本身就透露出被西方利益集团裹挟的影子……
在短短的时间内，包括北京邮电学院阚凯力教授、发改委研究员史炜等诸多电信专家投身到这场3G的论战之中。而论战已然超乎学术界的义利之辨，满天飞的“发牌派”、“暂缓派”、“政府派”、“厂商派”各种头衔、派别也是让人莫辨衷是。
的确，容纳中外3个3G技术标准，6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中外数十家电信设备制造商、数以百计的中外终端设备制造商的中国电信市场，其规模之庞大，利益关系之复杂世上罕见。
如专家所言，中国的3G不仅仅是个技术系统，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网络设备供应商、运营商、终端供应商、内容提供商、集成商、消费者群体、政府等共同组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相互之间有着互生、共生、竞争、合作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更必须提及的一个前提是，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寄生在一个垄断力量与市场力量、政府属性与监管属性多重因素盘根错节的市场环境之中。标准之争、中外之争、部门之争、官商之争都环绕着3G这个利益体生发开来。
让公众难以辨明的是，某个专家、某个部门、抑或是某个看似中立的民间机构，在义正辞严、冠冕堂皇地抨击与防御中，在3G的假面被后，都裹挟着某个利益集团的身影。
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精辟的比喻：“政治的3G”，现在看来，似乎尚未完全达意，在中国，似乎还存在“经济学家的3G”，“洋人的3G”、“民族的3G“、“买办的3G”……，但愿，最后的结果不是一个“娱乐的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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