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分析：胡鞍钢报告背后

　　记者　张南

　　在一年前倡导中国快上3G，有被视为“卖国”的危险，但在今天则有希望成为英雄。

　　3G之火已经烧出了界，经济学家胡鞍钢隆重发表看法即是证明。

　　1月13日，星期四，不顾天气的严寒，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办的“开放中国3G市场国际研讨会”在紫光国际交流中心早早开始。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赛迪顾问、中国电信以及部分有代表性的中外制造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专家受邀成为发言嘉宾。

　　胡鞍钢主持了会议，并在下午发表了主题演讲：《尽快启动3G运营，发展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他的演讲成为媒体传播的重点，几乎没有人再去关心其他人说了什么。

　　对通信业，以及对3G而言，这件事有些怪。胡鞍钢是名人，大家都知道其人。但他似乎素来不掺乎通信业的事情。这次办这么高层次的会，又不以拉赞助为目的，所为何事？他说的话被人指出了很多硬伤，究竟能信多少？

　　关注通信业的两个极端

　　经济学家胡鞍钢其实与通信业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与胡相熟的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杨培芳这次也参加了会议。1月25日，在接受通信世界记者独家采访时，他介绍了胡鞍钢介入电信业的渊源。

　　胡鞍钢作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主要从事国情研究，对西部、三农问题作过一些关注，其观点常常能够影响高层决策。他对电信业、网络经济一直有所关注，当年邮电部还请过他做过十五规划的咨询。2000年，他的一份关于网络经济的报告也极力提倡信息与网络领域放开竞争。以吴基传为会长，杨培芳为秘书长的电信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还请胡鞍钢来参加过讨论。胡在2004年左右就普遍服务问题给国家领导人递交过重要报告，对相关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据杨培芳转述，胡鞍钢希望自己给中国通信业作两个贡献，一个就是已经作的关于西部、农村的通信服务问题，一个是3G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两个问题可以视为中国通信业的两个极端。

　　胡鞍钢带的一位博士生也告诉记者，胡老师最近对电信业比较关注，去年有关成立普遍服务基金的报告得到了黄菊副总理的指示，不出意外的话，相关政策今年会出台。

　　一位业内知名专家无奈地说，有时候我国的决策就是这样，我们研究、呼吁普遍服务多年，也没有一个结果，胡鞍钢一个报告，问题就解决了。他笑着说：“胡鞍钢的一句不说顶一万句也可以顶五百句！”

　　这两年，中国数字鸿沟问题，继而电信行业垄断问题、国家被俘获问题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周其仁、平心乔等人为代表的经济人士，曾对中国与印度电信行业的巨大差异进行比较来表示对电信改革迟缓的不满。

　　印度有12家运营商，国家对电信业不采取政策扶持，而是实行开放竞争政策，运营商没有初装费、“三个倒一九”、通信技术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等，运营公司利润低、债务负担重。但印度公民能享受优质廉价的服务，如手机单向收费。印度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70%的人口分散于60万个村庄中，在电话拥有率不高的情况下，电信服务的乡村覆盖率却达到83%。更令人咂舌的是，印度最落后的农村也能够做到无线上网。

　　在比较了中国与印度截然不同的电信发展政策以后，胡鞍钢曾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被俘获的案例。在这次关于3G的报告中，胡鞍钢也提到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政府拖延3G上马时间，是被利益集团所俘获。

　　“硬伤”无伤大雅

　　胡鞍钢发言之后一周，北邮教授阚凯力对其进行了批驳，直斥其“岂有此理”。阚教授主要批评了因为拉动就业而推3G、国家被俘获等观点，同时重申自己一贯的看法，上3G会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果真如此，应追究决策者责任。在阚教授批评以后，也有研究机构人士指出胡鞍钢报告中的数据错误，即印度并没有7家3G运营商。经过网站炒作，这次争论被升级为“胡阚之争”。

　　其实，大多数电信业内人士的基本观点是，双方都有偏激之处，胡鞍钢的论据与部分观点虽然有误，但主要观点，即尽快启动3G是值得支持的。

　　杨培芳赞成胡鞍钢促进3G发展的想法。杨培芳说，尽管胡鞍钢对电信行业的了解有限，其观点、论据有些问题，但他的初衷是好的。对于他观点中的一些错误，在当天会议上，与会的电信业界人士都对此有过议论。这些问题有印度3G牌照数量问题，还有完全开放运营、政府不管的观点。杨说：“电信业有自己的技术特点，频率使用、网络标准，政府不能完全不管。新西兰、荷兰最初是不管的，后来不也是管了吗？在与会发言中，我也有意识地点出来过。总的来说，胡鞍钢对目前电信业的一些政策，或者说做法不太满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把电信业看得过于简单。”

　　“但胡鞍钢的观点站不住脚并不意味着老阚就对”。杨培芳说，“老阚的观点是不应该上3G，发展3G失误后问责，那么，不发展3G延误了经济发展，是否也要问责？可以说，双方的观点都有偏颇之处。”

　　对于产业政策，杨培芳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政府要采取技术中立态度，但同样情况下适当照顾本国企业。我们加入ITU这么多年，好容易有个标准，当然要支持。但要以开放的心态支持TD-SCDMA，不要用封闭的心态。

　　“国家强力支持有可能有心栽花花不发，但华为、中兴，国家没有专门支持，却能发展起来。企业要让大风大浪去考验，才能培养起真正的优势。如果扶持太多，结果并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对消费者就不公平了。”

　　是否有利益背景？

　　在网上如潮的议论中，有人怀疑胡鞍钢的背后有利益集团。

　　近几年，有关3G的争论颇多，因为3G事关众多企业利益，在人们眼中，论争逐渐形成两大阵营：支持上3G者，多是代表WCDMA、CDMA2000标准厂商的；提倡谨慎的，被视为代表TD-SCDMA的。所以，胡鞍钢被怀疑动机不纯，被人“收买”、“俘获”，并不奇怪(尤其是胡的报告中专门有一章论述TD-SCDMA测试表现不佳，商用化滞后)。

　　另外，在一般人看来，电信并不是胡鞍钢研究的重点，这次会议又不以拉赞助为目的，“无利不起早”，这更让人怀疑有什么幕后的交易。而经济学界近来出现的诸多唯利是图现象颇受人诟病，这似乎更让人增加了怀疑的理由。

　　但是，这种怀疑却经不起推敲。企业花钱在知名专家中找一个代言人，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处处维护企业利益，这种做法的确时有发生，但说胡先生属于此例，目前找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胡鞍钢的国情研究中心成立六年来，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作出大量详实的研究，成为国家高层智囊，扎实的调查与客观的立场是其价值所在，不同于一些沽名钓誉、追名逐利之流。况且，从去年年底的3G峰会开始，多种信号已经表明，中国一定会推3G，时间很可能就在今年，连TD-SCDMA阵营也作好了年中决战的准备。此时国际巨头的心情应该是欢庆终于盼到了3G到来的一天，就算要做什么小动作，也应该是整一整TD，完全没有必要作鼓动政府快上3G的画蛇添足之举。

　　另外，胡教授的报告中有不少专业漏洞，不像是另有电信界人士插手。

　　胡鞍钢教授主办会议后，就出国讲学去了，记者没能直接与他取得联系，以探究竟。从道理上讲，被收买之说完全站不住脚，所谓胡阚之争，主要还是观点之争，胡鞍钢只是发表了自己对3G的理解，其中有错误之处，体现了他做学问不够严谨，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但与私利无关。从这次所谓论争来看，他似乎也并不愿意在细节上与电信界人士争短长。

　　杨培芳甚至还担心胡鞍钢报告会对中国3G进程产生意外的障碍：“他的本意是促进中国3G的上马，但我担心他会帮倒忙。电信业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当初，电信行业已经对双改单有了成熟的研究，可以说差一点就要实行了。经过不适当的宣传与炒作，结果却被缓行，至今没有实行。在中国，有些东西经不起折腾。”

　　经济学家是造福人类的“工程师”，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知识贡献。与其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相比，经济学家更有条件和更有机会作出这种知识贡献。经济学本身就是“经世济民”之道，探讨如何创造财富。

　　中国的学术市场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同时也是非常公平的，只要你做出了学术贡献，社会就会承认你，即使与你协商、争论甚至批判都是社会承认的不同形式，不必太在意，更没有必要恼羞成怒。最悲哀的，是你的论文和作品不为社会所看重和关注。

　　大多数学者遵循专业化分工的研究准则。一般研究经济问题的，就不能也不会去研究政治；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就不能也不会去研究微观经济；研究美国经济问题的，就不能也不会去研究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国情，就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热点、疑点和难点开展工作。(摘自胡鞍钢《我是如何研究国情的》)

　　论争观点回放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从社会发展、技术变革和市场趋势来看，3G的出现和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因的。三个方面因素相辅相成，使得3G时代的到来成为必然趋势。3G业务在未来的成长性非常显著，将是未来电信产业的重要增长点，3G业务开展后最初5年每年可带动GDP增长约1800亿元，约占新增GDP的1/8到1/6。同时，3G业务的开展将具有巨大的间接贡献，会彰现其基础性、先导性和巨大外部性的特点。按照3G产业链各环节分解增加就业人口估算，头三年内估计平均每年新增就业约80万人。

　　在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浪潮中，中国成为落伍者，形象地讲是“醒得早，起得晚，行动慢”，有关部门就是否开放3G市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实际上是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和俘获。我担心，我们正在丧失这一战略性的发展良机，不仅已经落后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落后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甚至还落后于我们的最大邻国印度。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统计数据，2002年印度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仅为1.22部/百人，而同期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16.09部/百人，是印度的13倍。然而目前印度已有7家商用3G的运营商，我国一家也没有。

　　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尽快开放3G市场，开放市场可以分步实施。

　　第二，实行鼓励市场竞争原则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实行鼓励市场竞争和倡导技术中立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也是最有效率的政策。除非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政府最好少干预，更不能做指定性规定。

　　第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电信业的属性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性产业或行业。厂商和消费者是电信市场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就是从目前过度干预的“越位”状态退出来，转向那些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领域，诸如农村电信普遍服务，消除“数字鸿沟”，规范市场，监管市场，服务市场，确保消费者享有优质价廉的通讯服务。

　　第四，充分利用开放电信市场，促进国内优势企业迅速成长。

　　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几千个亿的投资，投哪儿都会增加就业和GDP，用来修高速公路，恐怕增加的就业和GDP更多吧！而如果市场不接受，国家将遭受巨大损失。

　　国家是不能“被劫持的”，既不能被某些企业“劫持”，也不能被“某些专家”的言论“劫持”。

　　中国的3G建设要建立“问责制”，如果仓促上马3G造成巨大损失，则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其次，如果国有企业因为3G造成损失，则要追究企业领导的责任。此外，对学者也要问责，纯粹的学术研究无所谓。但如果牵扯到这么大的国有资产，你随便发表言论造成损失，也要追究责任！

　　项立刚(通信世界周刊社长、总编)

　　尽管对于胡先生的报告各方有不同的看法，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作为一个行业观察者，我首先为有经济学家关注、研究3G而高兴。

　　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别人的东西，用别人的技术。但是这是有前提的，就是我们用我们劳动力和我们的资源在进行交换，1G、2G我们大部分设备是进口的，代价是什么？是高额的外汇，一部手机上千美金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它是多少中国工人整年劳动才能换来，是多少我们并不丰富的资源可以换来？中国要参与国际竞争，要走出去，跟在人家后面，都用别人已经成熟的东西就可以走出去？

　　中国要崛起，等待决不可能有机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教授级高工李进良

　　诺基亚的祖国芬兰和爱立信的祖国瑞典，其3G去年年底才刚刚开通，大量使用的还是2G的GSM，如果说3G技术早已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他们为什么不尽快早点启动3G运营！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而西欧、北美、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人均GDP都高出中国一个数量级，很难想象中国人均GDP这么低的国家，对移动多媒体3G业务需求能有多大？

　　当前中国移动大力建设的是2.5G的GPRS，中国联通花上几百亿元在建设2.5G的CDMA1x。在2.5G网络尚未得到充分推广应用、获得相当效益之前，如果大规模建设3G第一阶段的R99版本的WCDMA或CDMA1xEV-DO，成为人家的试验场，跟着亦步亦趋，必然要冒很大的技术风险，不断更新基础设施和手机，就像联通刚建IS-95CDMA网不到两年又去升级为1x网一样，老百姓又要跟着换手机，我国人民的金钱便将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厂商。

　　对于运营业，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晚一步上马不一定就注定落后，现实的案例也告诫我们，起步过早也并不一定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