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3G发展还是要理性

　　张毅

　　1月20日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IT版摘要编发了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为首的几位学者撰写的一组有关我国3G发展的文章，批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在3G发展问题上的谨慎立场是“醒得早、起得晚、行动慢”，会导致“丧失这一战略性的发展机遇”，还认为“有关部门就是否开放3G市场摇摆不定、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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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不决，实际上是受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和俘获”(胡鞍钢署名文章题目即为《“国家被俘获”下的3G建言》，以下简称胡文)。经济学家就通信领域像3G发展这样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向国家建言献策，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遗憾的是，胡文的一些主要观点失之偏颇，令人难以苟同。这里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几点来与胡先生商榷。

　　技术和市场“早已成熟”？

　　胡文一开始就提出，3G在“国际上技术早已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的观点，因而必须“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尽快启动3G运营”的结论。但是，对于为什么讲3G技术和业务“早已”成熟，胡先生的依据似乎只是笼统的一句“根据我对韩国、日本、美国、印度的实地考察及近年来对国际电信市场的研究”，再就是截至某年某月某日，已经有多少国家的多少运营商开展了3G运营，云云。既然胡先生也认为，技术和市场是否成熟是发展3G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对3G技术和业务究竟是否“早已成熟”这个立论的基础进行一番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事实上，全球3G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正是在于技术与市场的不成熟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脱节。或许大家至今仍记忆犹新，在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电信业界、投资机构和众多媒体对3G概念进行了太多的炒作，欧洲一些国家天价拍卖牌照更是火上浇油，为3G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泡沫。但是，过热的炒作并不表明技术和业务的成熟。在3G炒作热潮甚嚣尘上之时，我国的政府主管部门2001年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那就是进行3G技术试验，用事实说话。最初的试验结果与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虽然系统设备相对比较成熟，已经能够实现主要功能和业务，但也发现了一些对于规模商用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终端设备和技术严重滞后，系统设备在功能和性能上也还有待提高，特别是能够吸引用户的内容与应用非常匮乏(在最早开通3G网络商用的日本、韩国，其最主要的业务当时被人戏称为GAME游戏、GIRL色情、GAMBLE赌博的所谓“3G”)等。即使是几个标准本身，当时也还都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修订非常频繁，几乎每三个月就推出一个新的版本和几十、上百处的修改，频繁的版本更新成为困扰设备制造商的一大难题。

　　直到2003年9月底，具体负责3G技术试验的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闻库在一次讲话中仍然认为，3G的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他所提到的主要问题，一是技术和产品还不够成熟，如3G与2G网络之间的漫游和切换，终端的数量、品种、兼容性，商用产品研发和实现多厂家支持等。二是移动数据新业务的互通难度很大，除短信息外，绝大多数业务标准还不完备、不统一，标准之间的互操作和兼容性短期内难以实现。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观点，即使到2003年下半年，3G在技术和业务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闻司长作为技术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更有发言权，因而胡文中关于3G技术和业务“早已成熟”的论断我们有理由打上一个问号。

　　引入和发展3G的时机是否成熟，从技术和业务方面来判断，主要是看技术是否可以满足商用的需求，设备特别是终端设备是否可以满足运营的需要，市场需求是否已经可以支撑网络的运营。从这几年3G技术试验通报的情况来看，WCDMA、CDMA2000及TD-SCDMA等几大主流技术的确是在不断改进，正在逐渐趋于成熟，但如果说3G技术和业务“早已成熟”，恐怕是言过其实，过于武断了。否则，既然技术上非常成熟，又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整个欧洲，虽然3G牌照发了那么多，但截至目前大规模提供3G业务的运营商仅只和记黄埔一家？为什么直到2004年年底，全球已经获得WCDMA牌照的约120个运营商中，正式投入商用的网络仅占不到1/3？按兵不动自有按兵不动的道理，而这也正是市场主体回归理性的表现。不是运营商有钱不赚，而实在是因为一方面技术尚在完善之中，另一方面市场前景还不够明朗。

　　“醒得早，起得晚，行动慢”？

　　胡文对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未发放3G牌照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并将其概括为“醒得早，起得晚，行动慢”。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这样的评语对于所有参与其事的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倒不是因为胡先生矛头所指，针对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而是因为仅仅就这样似是而非的一句话，就在社会公众面前抹煞了方方面面为我国3G发展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3G炒作的热潮之中，信息产业部6个司局组成了3G领导小组，确定了“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的原则，并决定开展技术试验，为3G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001年6月，试验正式启动。在当时的形势下，政府主管部门能够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压力、不盲从，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技术试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系统测试，具体包括对单系统的部分功能、业务、性能和主要接口进行测试，2003年8月完成；2003年10月开始的第二阶段是网络技术试验，主要目的是全面验证3G技术、设备和终端的成熟度，为制订3G发展战略及频谱规划和分配等管制政策提供技术依据，为网络规划、设计和业务运营等积累经验，也已于2004年10月结束。

　　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这次3G技术试验，历时三年多，是全球规模最大、涉及厂家最多的一个试验。它将国内外十几个厂家的系统和设备统一在一套技术规范下进行测试，客观地反映了3G技术和设备真实的成熟度和发展进程，推动了不同系统设备之间的互操作，实质性地推动了3G技术、设备和业务的成熟和完善，试验结果对于我国3G的科学决策、标准制订、产业发展和网络运营都将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这个试验，为我国自主开发的设备提供了与国外系统特别是终端进行互联互通的机会，为了解和掌握3G技术的成熟性和商用化程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促进了国内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为3G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组织了3G技术专利(IPR)评估，采取措施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产业化，3G系列技术标准的起草及审定工作也已取得积极进展。

　　或许胡先生对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太了解，或许胡先生了解但并不以为然——既然国际上技术和业务都“早已成熟”，我们只需要跟着感觉走即可，早早发牌照，快快开放市场，如此这般就可以“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了。笔者以为，3G牌照发放的迟早、发放多少，并不说明一个国家电信业的发展水平，与这个国家电信产业的发展潜力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印度政府发7张3G牌照自然有其考虑，中国至今一张3G牌照未发也自然有其道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形式问题上与人攀比。君不见，虽然欧洲国家的政府主管部门“醒得早、起得早、行动快”，但欧洲拿到3G牌照的运营商之中，绝大部分还不是至今尚未大规模提供3G服务？

　　“国家被俘获”？

　　胡先生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发放3G牌照太慢，“实际上是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和俘获”。胡文最末一段还特别讲到什么是所谓的“国家被俘获”(不知为什么胡先生非要把government译为“国家”)。其言外之意，应该是政府有关部门是因为受了某些利益集团借口国家利益的压力，所以才发放3G牌照。笔者以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并不具有左右公共政策的能力。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很难想象决策者会受某个企业或者行业的摆布。

　　美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想就中国的3G发展决策而言，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在胡先生看来，“技术从来都是中性的，既无国界，也无边界”，“谁发明都会使技术使用者受益”，“竞争的实质是看谁最先使用、最有效率地使用最新的技术，而不考虑这一技术是由谁创造发明的”。在这里，胡先生有意无意地在强调新技术使用所能够带来好处的同时，却忽略或者低估了技术拥有者会因此得到的收益。须知，使用别人的创造发明是要付费而不是无偿的，无论早晚。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承诺采用高通公司的2GCDMA技术，而当时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GSM网络。可见，美国人是很关心“这一技术是由谁创造发明的”。

　　再拿日本、韩国3G发展为例。日本是世界上3G网络建设和投入商用最早的国家之一，2002年10月就率先在开始提供3G服务。日本之所以在发展3G上表现最为积极，是鉴于在2G发展上独家采用自己的PDC标准的教训，希图在3G发展上抢得先机。为此，尽管日本是世界上非关税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的NTTDoCoMo却成为欧洲之外最先宣布采用WCDMA的公司。究其原因，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目前，仅NTTDoCoMo一家，就占到全球WCDMA用户总数的60%以上，如果再加上和记黄埔，这两家就占到用户总数的90%以上。

　　CDMA2000的情况也是相似,目前用户主要是集中在韩国。这是因为，韩国在2G阶段选择了当时技术还不太成熟、没有市场但有发展前景的CDMA技术，并不惜重金购买高通公司的专利技术，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不论是运营、制造还是科研，韩国都已经成为CDMA大国。由于CDMA20001X与原先2G的IS95 有很好的兼容性，因而比较容易升级到3G。在此基础上，韩国政府着眼国家利益，积极推动向3G迈进，目前在CDMA2000的研发方面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3G发展决策的复杂性

　　国际上目前3G整体发展的状况对我国的3G发展决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果说国外的3G发展是由某一个因素决定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讲，可能有多个因素。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跟别的国家并不一样。中国目前的移动电话用户有近3.5亿之多，每年全球新增的移动电话用户有1/3在中国。因此，3G对中国来讲，机会大，同时风险也最大；其他国家的3G发展基本上是在原有市场竞争格局下进行，而中国的3G还肩负着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重任，会有更多的运营商加入3G运营；其他国家不必顾及自有知识产权技术，而我们就必须把TD-SCDMA的研发、产业化及知识产权谈判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在2005年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讲到3G问题时，其表述虽然简短但却异常慎重：今年，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提出我国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决策建议。要按照“培育市场、支持发展”的原则，将有关的市场准入与完善业务、资费、监管政策，与深化电信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与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结合起来，统筹规划，配套实施，同步推进。如果我们仔细地琢磨一下这段话就会发现，它概括了3G发展决策应该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内涵丰富，耐人寻味。

　　至于胡先生所担心的中国会丧失3G发展机遇。其实，当年中国在GSM技术选择上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GSM是在1995年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入商用的，而在欧洲1992年就已经商用。从1992-1995这几年，恰恰是GSM技术和设备走向完善、走向成熟的时期。此外，按照某位著名电信专家的观点，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移动通信设备厂家数量最多的国家，因而移动通信设备的成熟性、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对中国而言，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重要，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会如此一丝不苟地对待3G技术试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还讲过一句话，“在3G发展问题上，几年来我们是根据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发育来考虑问题的，同时也借鉴了国际上的经验、问题和教训，不存在所谓提前或推迟的问题”。看来这句话针对的正是与胡先生类似的担心。的确，在3G发展这样关系国民经济和信息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草率。否则，几千上万亿的投资下去，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个责任可不是胡先生再发几句议论就能承担得了的。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的3G发展决策还是应该理性、稳健、务实，扎扎实实地推进。

　　(作者单位：信息产业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