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文

　　由《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谈非典型肺炎》一方观点，引出赵南元先生《科幻作家不要帮倒忙——点评〈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谈非典〉》另一方观点，双方围绕非典和达尔文医学，针锋相对，争得昏天黑地。把争论中过激言辞和细枝末节过滤掉后，我认为实质这是一场现代科学哲学与后现代科学哲学观点之争。

　　首先声明，我不懂生物学，双方争论所及生物学细节方面的知识，我只有向双方学习的份，还没有资格评论。我发表议论是因为：第一，我一直以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同源，那么从中提炼出的科学哲学，一定同理。加之这场生物学之争，借的又是IT的场子，我没买票正撞上了，算免费学习。第二，对双方争论的细节问题，我虽然看得头大，不甚了了，但他们言语之间，触及的是IT早晚要遇到的经典之争：科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所以本人有意以IT人眼光，向大家介绍点对IT有启发的哲理。

　　科学中的现代性，叫做“祛魅”；科学中的后现代性，叫做“返魅”

　　王赵之争，表现看起来，争的净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我这个不懂行的人，却隐隐觉得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种“路线斗争”――即赵的“祛魅”路线与王的“返魅”路线之争。我大胆假设，他们争论的，实质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由于看不懂生物学，所以我上述假设只是一种猜想，只是通过一些旁证来确定的。例如王晋康极为推崇禹宽平《后现代医学的反思》，其中谈到“达尔文医学无疑满足了后现代科学所寻觅的某些特点，尽管达尔文医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均未意识到这一点”，王说自己引起争论那篇文章，本来旨在“以达尔文医学来对现代医学进行反思”。而反方赵晋南明确宣称“这位禹宽平的译后记‘后现代医学的反思’我是不会读的。在我读过的书中，凡是自称‘后现代’的都是垃圾，我已经厌倦了那种气味，再读就要呕吐了”。而且赵解释“妄人”标准，第一条就是“敢于向科学的‘硬核’挑战”。既然争的不是科学的“保护带”，而是“硬核”。看来只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种“路线之争”配得上了。双方在鸡毛蒜皮的保护带争来争去是表象，维护各自的体系硬核方是根本。按科学系统纲领方法论原理，硬核不同的人，在保护带争论，是争论不出任何结果的。

　　当然，我也不很肯定这一点。尤其方舟子说：“王妄人文中的生物学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比如他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什么是‘达尔文医学’”。而王又反过来说对方错误百出。看得我们这些观众，晕头转向。如果所据“主义”，真是误读，大事大非，就不好说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义”，争的真的就是鸡毛蒜皮？那就算我借题发挥，供“无则加勉”用罢。

　　如果王赵之争，真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硬核”上。各位IT看官，听我的，别轻易站在哪一边。因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背后各有巍巍泰山，岂是一地鸡毛、二两蒜皮可理清的事？

　　现代性为什么要“祛魅”，后现代性为什么要“返魅”

　　根据大卫.格里芬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分：第一个特征，“依据现代观点，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作家们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xonstitutive)的”。“后现代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有机主义(organism)。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精神同时超越了现代的二元论和实利主义”。

　　说现代性是“祛魅”，主要是相对于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宗教迷信之“魅”而言的。工业化骨子里，就是要去这种东西。从工业化的现代性观点看，科学的哲学基础，应是原子论的，本质论的，强调普遍性的。凡是无法解析的东西，就是“魅”。因此毫不奇怪，在西医看来，中医就几近于“魅”。因为气是什么，经络是什么，没有任何可能，在现代性的硬核原则指导的体系框架内，得到证实或证伪。因此，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具有纯正西方科学精神的人，会视一些具有东方“魅”型思维的人为“妄人”。“道可道，非常道”，既然你说不明，道不白，又不能用仪器证明你主张的东西的存在，你不是“妄”是什么？

　　但“妄人”这种话，我是叫不出口的。对观点上最对立的“敌人”，都叫出不口。因为我这一代人对此体验太深了。当我们铁定一个人是“妄人”的时候，那只不过表示我们对某种派别的硬核，信仰到“它永远不可能错误”的程度。就象中世纪宗教审判所审判一个天文学家那样自信。30多年中，我见了太多“妄人”，一个一个变成我所崇敬的好人。其实变的不是那些人，而是自己的“硬核”。我们有没有方法论，判别自己信仰的局限呢，尤其在你深陷其中的时候？除了《宽容》所说的，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在论战到咬牙切齿的时刻，如果你真心追求真理，你的心理应是：踏上一只脚，希望你能翻身。因为如果对方真能把你认为铁定正确的东西，让你自己意识到错误，对你来说，一定意味着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而思想从错误中解放，比单纯证明已知的真理，给人的愉悦大多了。

　　后现代性要求“返魅”，心理上确实难以接受。所以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人要骂人。从“祛魅”的立场想，什么！你们要求“返魅”？我们好不容易让科学的旗帜迎风飞舞，四处飘扬，你们却，却……。但是站在第三方立场(如《宽容》的立场)，虽然这件事离奇得不可思议，但绝不是一点对的机会都没有(不一定真的对，但有对的机会)。后现代性思想，事出确实是有原因的。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一流思想家在各行各业一代一代地倡导这个东西。其实，现代性的反对者尼采和现代性的支持者马克斯·韦伯，早就再三强调过，历史上笼罩在神圣光彩里的理性，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工具性质，把科学作为人们把握和征服自然的工具。而工具理性走到极端，就是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指出，在导致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种种可能条件之中，最举足轻重的因素，恰恰就是现代性本身。这当然不是说工具理性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一类现象。而在于，鲍曼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治此类现象的发生。所以，“祛魅”虽然是正当的，但不是绝对的。如果没有另一边的“返魅”的道理相牵制，后果可能在可怕性上不会亚于中世纪宗教审判。举例来说，如果没有“返魅”所要求的天人合一的有机生态观牵制，万一自然生态、基因生态等等发生了不可逆的灾变，人类损失可就大了。当然，光有“返魅”，没有“祛魅”牵制也不成。就成茹毛饮血，回原始社会了。只有“返魅”和“祛魅”双方“妄人”(注意，这是加引号的)打得不可开交，又分不出胜负，人类才最合适。

　　从生物学的“祛魅与返魅”到IT的“祛魅与返魅”

　　我过去不知道什么是达尔文医学，初听这个名称，还以为是现代性一派的。从王对于达尔文医学的介绍来看，原来是有后现代含义的，甚至就是后现代医学也说不定。想来大概就是斯宾塞一路货色。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提出社会进化思想。认为社会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要把“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引入社会领域。我想，达尔文医学可能就是斯宾塞学说的生物版，区别仅在于斯宾塞把一群社会人比作一个生物人，达尔文医学把一群生物人比成一个生物人。前者是社会关系有机体论，后者是社会生物有机体论。在organism上，对了后现代胃口。而它们前身的“魅”，推论起来，当是素问、灵枢一类。这种意思的精神实质，用咱IT的行话，叫TCP／IP，说白了，就是NET之间的那个INTER。意思是不要光就节点谈节点，最重要的是节点之间那个联接。联接就是所谓的“魅”，把一个人大卸八块，再把这八大“节点”拼合去，人还不了阳，为什么？“魅”不在节点里，在节点间(INTER)，节点一断线，气就没了，网就不通了。就这么回事。他们学医的嘴笨，说也说不清楚。其实你只要一想想互联网技术原理，就知道达尔文医学是怎么回事了。因为IT和生物学，讲的都是信息录放，只不过一个录放的是01，一个录放DNA；一个强调数字神经系统，一个强调经络系统；一个叫达尔文医学，一个叫SAP的ERP。

　　达尔文医学的关键，就是强调有机化。很象中医理论中的相生相克学说。

　　王是书呆子，竟以为“从赵南元文中看，他对‘病原相生相克’至少不反对吧”。相生相克，正是人家所祛之“魅”。相生相克来源于中医五行理论。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彼此相生相克，人体中的各种器官分别对应了五行，心是火，脾是土，肺是金，肾是水，肝是木，这样五行的相生相克就变成器官之间的相生相克，进而表现为各种体征或者病征。相生相克有个前提，就是有机论。《内经》把人体各部看成是互相联系、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认为人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局部的性质，因此更需要从普遍的联系上来加以对待。如果对方承认了这种“魅”的观点，还跟你争什么呢？可见王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果然，赵是很讲原则的，他马上指出来：“在原信中并没有出现‘病原相生相克’的说法，如何能知道我不反对？这又是对我的观点的歪曲。我恰恰反对这种模糊不清的说法，从‘病原相生相克’里什么有用的结论也得不到，是一句十足的废话。古代理论就像一盆黑水，谁往里看都只能看见自己的脸，‘相生相克’这种废话用在理论中只会使得理论变得毫无用处。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相生相克’囊括了系统各单元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所以信息量等于零，对系统没有任何描述能力。只用‘相生相克’描述的系统是任意的，可以稳定(平衡)，也可以崩溃，可以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鲁棒性’，所以说‘相生相克’=‘平衡’，才是典型的‘逻辑混乱’！”赵的观念，从“祛魅”观点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是典型的现代性医学观点。

　　有王的反对者概括说，“王的‘理论’可以总结为：1)抗生素导致了人类免疫系统的退化，比如日本人最讲卫生，所以免疫力最差；2)自然界中的病毒存在‘相互制约’，我们不能消灭任何种类的病毒，否则就会招来大祸；3)不但不能消灭；还要‘适度放毒’，用‘温和’的病毒占据自然界，‘激活’人的免疫系统；4)医学导致了‘不良基因’没有被淘汰，这‘斩断人类的进化之路’”。相信不会有溢美之嫌。可视为从“祛魅”角度，把“返魅”观点夸张到最不合理程度的表述。

　　这些从“祛魅”硬核看，确实可能不合理；但从“返魅”硬核看，毛病即使有，也只不过小错而已。别的行业的人可能搞不懂，但如果与生物学同源的IT行里的人，也搞不懂，那咱们那么厚一大落的IT报纸，算白办了。我把上述意思翻译成咱IT语言：以杀毒软件为例，第一，网络上染了毒，你不能光想着用A盘在一个个节点上杀毒，那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A盘杀毒，表面上把毒杀了，但只能让大家丧失警惕；要在整个局网上建立防火墙，使整个网络系统具备对病毒的免疫力。第二，杀毒软件与网络病毒，是相互制约的。你不能说没病毒就好，因为你杀毒的能力也提不高，到时真来个没见过的病毒，你不傻眼了？第三，病毒不仅不能全部消灭，还得适当制造点病毒出来，否则大家不买杀毒软件了，老有病毒出现，大家才会时时让防火墙处于激活状态。第四，如果非让中医式的分布式计算退回到西医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机时代，黑客就被抑制了，信息安全技术的进化也无从谈起，可国际社会可不认你这套，该攻击你，照样攻击你。你看，“达尔文”IT哪点不对？当然，我们可完全可以站在“祛魅”立场上，说出一套正好相反的道理。而且具有同样的正确性。真理往往就这么复杂，在对立中统一。

　　观察达尔文医学这种“后现代”医学，其实是一种极“温柔”的后现代。有些地方与现代性都区分不开。这就难怪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王晋康，居然还老以为自己是现代医学科学一拨儿的。这不奇怪，事实上，包括整个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从维特根斯坦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到库恩、海西和费耶阿本德的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再到伽达默尔、弗拉森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与其它行业的后现代比较起来，算最“老实”的。与各行各业后现代的最大区别，在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达尔文医学也不例外。不象后现代哲学、后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管理、后现代心理学、后现代艺术、后现代伦理、后现代行政、后现代历史……，早就闹翻了天了。可见学理科的人，与学文科的就是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哲学顶多算个“新型工业化派”吧。

　　IT业的情况有点特殊。这行里的人不喜欢理论，不象人家医学界，王赵双方争论一张口，就知学派背景有没有。各学派把思想送上门，IT都不要。好在大家干的是后现代，跟实践学比跟理论学强。于是IT就出现了一乐：这一年来，前沿厂商的理念，如果概括成科学哲学，已相当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第三阶段的伽达默尔这一派了，中间根本没经过赵派所在阶段。但与王赵这么死掐不一样，反对伽达默尔的人从来打不上门来，因为这行里大家谁也不知道伽达默尔是谁，不仅后现代的伽达默尔不知道，连现代性的代表是谁都不知道，想打架也找不着门。于是大家自由而快乐地赚钱，收入高于其它行业三倍，这也是不争论的好处。也是，能赚钱，还争什么呀。

　　最后，我个人以为，对王赵之争，尤其是背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要把逻辑评估与历史评价分开。逻辑评价前面说了，双方各有根据，半斤八两，赵的现代性固然有理，但不能不给后现代一个活口，人家也有理由生存。至于生物学细节上的是是非非，我不知道，无从说起。历史评价，在工业化为主的社会，理应是现代性理论优先，大约占80的理吧；后现代理论是未来信息社会的理论，现在还太超前，就算有百分百的理，那也是将来的，现在的价值，只能打二折。我个人信后现代理论，将来遇了争论，自知价值也就二折以内，不知算不算有自知之明。

　　对赵、方等人，我认为坚持科学无可厚非，在眼下就是正事，打假也十分可敬，我表示支持；不过，建议对后现代价值真伪问题，似应取保留态度为佳(不同意，但不打死)，与事实真伪问题分开，后者方可凭经验直接定案。对王晋康们，我有一句忠告，不知当讲不当讲，在中国，叶永烈的教训是前车之鉴，换种活法，只未来着，不现在着，如何？做一片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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