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岩(《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两作者之一)
第一部分 我怎么看待这场大辩论
最近在《环球》杂志和新浪网上，几位院士就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中国科技展开了激烈辩论。引起这场辩论的由头之一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由朱清时院士和我合著、吴文俊
院士作序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我拜读了很多网友的帖子，很为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感到欣慰。我认为这场辩论非常好，也非常及时，因为它涉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真理不辩不明，如果通过这场辩论我们能够针对这一问题取得一些进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我认为这对与我们同一时代的人和我们的后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交待。
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世界科技(我认为东方思维涉及的是世界科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报告多次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从成立那一天起，……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并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国际地位充分提高，更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世界很多区域曾出现过辉煌的文明，但是很多创造这些文明的民族并没有实现复兴。目前很多发达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上也曾有过古文明，但前者的发达并不见得是这一古文明的复兴，比如美国的发达完全不是印第安文明的复兴。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 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94年8月，页82—83)邓小平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一文突出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 著，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思想和方法是否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更具体地说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和将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当代以科技为先导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能够引发或指导未来的科技革命，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历史必然。
因此，这场辩论非常重要与及时，如果通过辩论证明我们这一派的观点错了，那就说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没有生命力，在以科技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我们就干脆没有必要提出“伟大复兴”这一口号，比如我们不会提出“甲骨文的伟大复兴”，进一步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提“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或者干脆提“发展经济、提高地位”就可以了。但我们坚信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另外，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场辩论反映了当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从不同角度参与相关辩论的4位院士杨振宁(他是中科院外籍院士)、吴文俊、何祚庥、朱清时都是我非常尊重的长者。因工作关系，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有的交往密切。需要说明的是，杨先生并不像一些网友认为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其实他童年在清华园时，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非常扎实。杨先生曾作过我主持的2002年中央电视台一套新年科技论坛节目的主嘉宾，向我讲述过他受到过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一些媒体和网民指责杨先生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批判《周易》，我个人认为他很冤枉。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王志的采访时特别强调，《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影响为80%，负面影响只有20%。联系到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评价的“三七开”，杨先生对《周易》的“二八开”已经是比较正面的评价。吴先生与袁隆平先生获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我有幸为他们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的科技奖特别节目。后来，他成为我的博士论文评审人。再后来，他冒着酷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我们的书写了一万两千字的序，实在令人感动。他多次强调，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书中专门有一节阐述了他的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和何先生的交往相对较少，除了在一些会议上时有碰面外，他也曾受邀到我主持工作的单位做过报告，人没有架子，对接待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朱先生是我的恩师，我非常感谢他收下我作为他在科技史专业的开门学生。朱先生的人品、学识以及对科技和人文的深邃见解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朱先生作为一名留学美欧的科学家，却对东方文化一直存有独特的感情。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朱先生向我提及他相信东方传统文化对当今科技与文明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时，我就坚定了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攻读科技史专业博士学位的信念。朱先生的行政、科研工作繁忙异常，但几乎我每次回合肥以及朱先生每次来北京，朱先生都会抽出时间对我进行具体指导，甚至具体到帮我收集有关材料。攻读博士期间，朱先生对于我的个别观点(如关于宇宙热力学定律的推测)并不赞同，但仍鼓励我去探索。朱先生为人谦和，颇具儒者风范，在别人面前常自称是我的学长，既令我忐忑不安，又让我心存仰止之情。
对于这4位院士，我认为他们在现代科技领域都有很了不起的造诣(尽管程度不同)，对中国传统文化或多或少也都有一定造诣，他们做事是非常认真的，也都非常爱国。对于这场辩论，我认为应当严格限于学术争论，不要搞人身攻击，更不要像文革时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我们更应当警惕个别别有用心的跳梁小丑借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