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说了些什么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的主要观点是：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
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一些网友误以为，朱清时院士和我是“老古董”，因此提倡东方科学与文明，否认西方科学与文明，其实不然，我们都曾在西方国家学习或工作过，受的基础科技教育也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技教育，我们非常认同西方科学与文明的成就，我们在书中只不过要说明被忽视的另一方面，而且明确提出东西方科学与文明需要融合。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精华和糟粕，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不过，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一浪高过一浪。在文化大革命时，人们曾经把2000多年前的孔子拉出来与现代的林彪一起受批判。20世纪80年代，那时西方思想家及其学说非常流行，比如萨特、弗罗伊德、尼采、叔本华等等。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其代表作是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电视专题片《河殇》，前者把中国文化说成酱缸文化(我理解柏杨先生的爱之深，恨之切)，后者认为蓝色(西方)文明必然替代黄色(东方)文明。我们赞同一个民族始终要保持反思的心态，但过犹不及，我们不能凭一种感性而彻底否认一个古老的文明。可以这么说，过去100年，相比于我们对中华文明糟粕的批判，我们对中华文明精华的挖掘和认识显示太少，尽管中国主流社会不时地提倡弘扬中华文明的精华，但以口号居多，说理不足，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寻找中华民族之根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多年来的目标，也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解决了这一问题吗？我们认为至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明确提出“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这一论题，本身就是思想理论界的一大突破。这一选题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从一个新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即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科学的衰亡，只是从历史上看，由于时间尺度太短，中国传统科学复兴的时机未到而已。有助于正确评价以中国传统科学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发现和剖析西方科学与文明在思想和方法层次上的局限。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目前全世界科学与文明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助于为世界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提供更高层次上的、前瞻性意义更强的指导。有助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层次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
要评论我们这本书，我建议应当学习一下恩格斯的论述。对于西方科学采用的还原论，早在19世纪，恩格斯在肯定它的成就的同时，就认识到它的严重不足，并把它称为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动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页18)形而上学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在对形而上学自然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两部著作中，恩格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自然界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联系就没有事物，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存在于事物的联系之中；相互联系的物体因相互作用导致运动，运动与物质不可分离；运动、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开始从研究实体转向研究关系，从研究个体结构转向研究系统功能，提出一系列整体的、综合的系统方法和系统观念，并逐渐地将其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哲学层面。(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页26-31)我相信，大家读了下面关于东西方科学的阐述，就会明白恩格斯100多年前的观点仍然是那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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