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岩回应网上辩论：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6)

　　第六部分 东方思维能够拯救世界科学与文明

　　我们讨论的东方概念是特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相当于英文中oriental(东方，特指中国、日本等地)的概念。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目前正在兴起的、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科学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生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 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思想和方法都源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具体地讲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

　　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整体论思想成为科学家的重要目标。英国的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在《时间之箭》最后一章《未结束的探索》中指出：当前，多数科学家拥护简并派的观点。但是在我们贯穿整个科学的旅行之中，我们已经看到需要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因此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如作家托夫勒所作的评论：“当代西方文明最高度发展的技巧之一是分析：把问题分解成它们的最小组成单元。我们精于此道并为此而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把这些枝离碎片再拼合回去。”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它能够使我们对时间之箭作深入理解。……我们所得到的无法避免的结论是，由于过分强调非常简单的或者理想化的模型，使得物理学家们所采用的传统方法，即使对于解释日常现象也是太狭隘了。我们必需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内禀复杂性，并接受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更新。( (英)彼得·柯文尼 罗杰·海菲尔德 著，江涛、向守平译，《时间之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月，页302)

　　很多科学家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时候，把目标明确定到了东方科学思想。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因此，他们呼吁现代科学要积极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获得营养和启迪。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37年访问中国时，对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十分感兴趣，认为这与他的“互补原理”非常一致。后来他还用太极图设计了族徽。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中国古代的直觉和类比的思维方式同他提出的介子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作了对比，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 (袁运开 周瀚光 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7月，页7-8)1925年怀特海(A.N.Whitehead)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开始有力抨击近代科学的机械论。50年代李约瑟指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简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幅广大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它们服从自身的内在的支配”。80年代普里高津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哈肯(H.　Haken)则提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他创立协同学是受到中医等东方思维的启发。在国内，竺可帧、李四光、钱学森等不少科学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有所论述。李约瑟在1975年强调“我再一次说，要按照东方见解行事”。(引自第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与会高级专家呼吁书，宋正海、孙关龙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页2)

　　卡普拉在1975年出版了《物理学之道一一现代物理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的探讨》。他在1991年第三版中归纳了科学中6个新观点，并强调它们在东方传统思想中都有类似的观点：1、整体和部分关系，从把了解部分性质为主转为把整体放在主要地位；2、从考虑基本结构为主到重视过程。所观测到每一结构都是其潜在过程的表现；3、从客观科学到认识科学，在研究自然时不能不谈到自己(测不准原理)；4、承认基本定律、基本原理等作为知识基础的经典观念亦在变化。把我们的描述、概念、模型、理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不存在基本原理等；5、从发现“真理”走向近似描述；6、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主宰态度转向两者的合作和非暴力。(宋正海、孙关龙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页38)

　　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文版序中指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普利高津甚至提出：“在本世纪末，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终结，而是目睹新科学的萌生。我衷心希望，中国青年一代科学家能为创建这一新科学做出贡献。”((比)普里高津 著，湛敏译，《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中文版序)

　　参加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的高级专家指出：20世纪后半叶，情况有较大的变化：社会发展对科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科技本身逻辑发展也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大量新自然现象发现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捉出挑战。于是国内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提出，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对当代科技前沿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有关的成功事例目前已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前沿发展”香山科学会议。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更深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科技发展中，可在观念、理论、方法和自然史料方面起着促进作用。(引自第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与会高级专家呼吁书，宋正海、孙关龙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页1)

　　如果说西方科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得益于源于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公理化方法的话，那么东方科学则得益于源于古中国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现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正在呼唤着东方科学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特别要指出的是：不能以“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比如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而应脱离“文字相”，正确理解和发扬光大蕴含在其中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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