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吕廷杰
最近在媒体上被炒得甚嚣尘上的“胡阚”3G之争，不仅有很多交锋的观点很吸引眼球，而且个中的许多细节也很值得玩味。对于3G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是否要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上的问题。对于这样原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可辩之处命题，但却由于胡鞍钢教授报告中的一些漏洞和媒体的推波助澜，被引导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大战。难怪有人点评说，这情景很有点像去年的“郎顾之争”。开始是单挑，后来发展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打群架”。这场“群架”打得好！规则很公平，舞台也够公开。
虽然在这次论战中，胡鞍钢这位著名的国情咨询专家被指责为不懂国情的外行，但他毕竟搅起了一场极有价值的“混战”，这场“混战”中，甚至让许多外行的外行，看到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有关争论从一开始就被某些媒体引导为印度是否已经引进3G的问题，然而这种引证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印度上了3G，中国就应该上；印度没有上3G，中国也不应上的关系。记得在一次亚太地区GSM协会的会议上一位印度代表曾经让我总结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迅速发展的经验。据他讲，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正在直逼中国，而且同样人口众多，但移动电话的发展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中国。我当时回答说，印度政府主管部门从一开始就提倡一个自由竞争的电信市场。孰不知这个行业有着极强的范围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因此印度的七、八家移动通信运营商，有如军阀割据，在业务规范、资费标准、互联互通等方面产生诸多问题，由于给客户在使用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以至今难以有大的作为。我想对于上3G这个问题，他们恐怕真的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至少在今天，我国移动通信产业依然是印度学习的榜样，而不是反之。
胡鞍钢教授在报告中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尽快开放3G市场(可解读为尽快发放3G许可证)。第二，实行鼓励市场竞争原则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主张运营商自主选择3G制式)。第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倡政府减少对3G市场的干预)。第四，充分利用开放电信市场，促进国内优势企业迅速成长(通过3G调整移动通信市场竞争结构)。仔细品来，这几条其实很切中要害，然而其引起争论的立论基础却是下面的：国家被俘获(government capture)之说。
胡鞍钢教授在《中国3G世纪报告》一文中明确地说：“在经济转轨期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government capture)，它是指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指国家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我想他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至少在3G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过多考虑基础电信运营商和个别制造商的利益，一直是业内外抱怨政府对3G牌照一拖再拖的重要原因。
的确，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上3G就意味着会在未来几年带来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设备采购，受益者显然是设备厂商。在设备制造领域，投资结构是多元化的，有民企、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相应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利益将会被若干个阶层共享。反之上3G则意味着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等基础电信运营商将面临着市场尚不明朗的风险，而这些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总不可能让自己的企业吃亏。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不是国家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的问题，而是国有产权制度的游戏规则使然。结症在于国有资本对基础电信业的垄断。然而，此次争论却提醒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国家利益不应等同于国企利益，更不应等同于部门利益。因此，在作出类似重大决策的时候，是否应该站得更高一些，把问题放在一个国民经济大环境、一个全球化大环境中来考虑。恐怕这也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其实，本人已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中国已经到了该上3G的时候了，这里面除了有以前多次陈述过的奥运因素、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网络技术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操作层面的关键所在。按照目前我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发展速度，近两年用户数增长都在6000万左右。考虑到有“神州行”、“如意通”这类的非签约用户等因素，移动电话的实占率不可能很高，因此，每年光新增用户就要吃掉一亿多个号码资源，这相当于中国移动新启动的“134”号段一年内就将用尽。所以启动新的号码资源已经势在必行。与此同时，2G的频率资源也将日趋拥塞，因此也需要启动新的频段来扩容。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号码扩容、开通新频段可以继续使用2G呀？此言差矣。请问，当彩色电视机已经流行起来，而您的家庭需要更换老电视或要添置一台新电视的时候，你还会去购买一台黑白电视吗？况且3G的频段是中国无线电管理局根据国际电联的统一建议规划的，不能被用于2G网络。
其实，要不要上3G，实质上还是支持市场竞争或反对市场竞争的争论。我们知道通信行业是一个具有自然垄断的行业，具有大者恒大，赢者通吃的经济学属性。但如果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市场就不会重新洗牌。近期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美国第二大电话公司SBC正就收购AT&T进行深入谈判，价值可能达到160亿美元。如果SBC成功收购，将结束AT&T作为一家独立企业长达120年的历史，标志着美国电信业的并购向前迈了一大步。 业内人事可能都清楚，AT&T公司曾经是世界电信业的龙头老大，何等风光。但是由于受到了移动通信技术的冲击，Verizon这样的移动电话公司迅速成长并不断替代其固定电话的话务量，加之其自身对移动电话发展前景的错误判断，先是导致了去年Cingular公司以410亿美元收购了AT&T无线公司，并进而导致了这次的新的并购。这就是正在我们面前上演的关于新技术使市场重新洗牌的鲜活一幕。所以，除非我们不需要，否则3G时代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必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对于去年日韩和欧美3G市场开始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点评：现代通信技术在向社会提供人与人进行语音通信的解决方案之后，正在通过IP技术不仅向人们提供人-人通信(语音域业务)，而且提供人-机通信(数据域业务)的解决方案。3G就是面向这样一个市场应运而生的技术。这就好比当人们的运输工具升级的时候，你自然会对高速公路产生需求，而高速公路又会催生集装箱汽车和麦当劳的出现一样。所以，阚教授所代表的人们对3G是否有市场的担心，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实践已经一再证明，由于人-机通信的出现，对于数据域的应用，带宽永远是不够用的。这就犹如道路资源对于汽车保有量而言永远是不够用的道理一样。因此，我坚信3G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壮大。值得指出的是3G本身并非应用，3G所带来的数据多媒体业务机会才是问题的关键。恐怕这也是连3大门户网站的老总们都日益关注3G的重要原因吧。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廿一世纪的今天，恐怕没有任何学者可以象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数理化无所不精。因此，对于3G这样专业化的问题让胡教授这样的宏观经济专家独自来解读，实在有些勉为其难。然而，这里面却透露出我国科研体制中的一大弊端，如此重大的问题，为何不能通过招标的形式立项研究呢？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涉及电信领域的一些重大课题，例如，中国电信南北拆分、电信网互联互通、乃至现在的3G都是内定的研究人选，因此，由于这种操作上的不透明性，引起争论是不足为奇的。总之，“胡阚”之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超出电信行业，它的意义在于能够让政府更加科学地看问题。同时，我同意一些专家们所说的，与以往若干次产业革命不同，在3G这次浪潮中，中国和全球其它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因此，3G绝对不是电信行业的3G，而是一个为社会方方面面提供升级变革的平台，由此产生的拉动效应可想而知，这才是3G之所以引起全社会躁动的深层次原因。
以下文章为吕廷杰教授发表于《西部通信》2005年第2期。吕廷杰教授授权新浪科技频道转载发布。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