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胡鞍钢教授的一篇关于中国3G牌照的报告使全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通信业，集中到3G，集中到3G牌照何时发放的问题上，一时间，3G的讨论从通信行业升级到整个国民经济范围。从“胡阚之争”到网友评论，近期已经有太多的专家、学者、媒体在评论着3G，在这里，笔者只想说几句关于3G的闲话。
无论是胡教授的报告还是阚教授的反驳，都将众人的关注点集中在两点上，第一，
中国要不要发3G牌照，或中国要不要上3G。第二，是早发牌照还是晚发牌照。
对于第一点，大家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即中国肯定要上3G，发牌照只是迟早的事。而对于第二点，争议就较多了。胡教授的早发牌照和阚教授的不宜早发牌照的论据都来自于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姑且把胡教授所说的与其他一些支持早发3G牌照的专家的看法算作一派，虽然胡教授所说的理由与其他专家支持早上3G的理由并不相同。(胡教授认为3G的市场需求已成熟，不成熟的TD-SCDMA技术不是推迟发放牌照的理由，而其他专家则认为市场需求要靠3G实施后才能逐步成熟，TD-SCDMA技术已经成熟，只差产业化的推进。)而阚教授所说的目前2.5G的市场尚未完全成熟，就更谈不上对3G有需求算作另一派。两派相争，言辞颇为激烈，但笔者认为，这争论里似乎还缺少了点内容。除了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这两个争论的焦点以外，在决策是否发放3G牌照时似乎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考虑。
比如，对于我国的国情和目前电信业的现状，政府主管部门是否还需要研究一下：在2G时没有形成的有效电信价格管理体系，到了3G是否会自然形成？在2G时引起了消费者不满的互联互通问题，到了3G是否会自然通畅？如果发放了3G牌照，运营商开通了3G业务，如何解决消费者的转网问题？3G丰富的增值业务是否会遇到现在规定中禁止的虚拟运营等问题？再比如，运营商与现有的业务如何重新定位，固网、小灵通、2G、3G网络如何协调发展，等等。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不用说全社会、经济界，就是通信业内部也一直没有听到过，而这些与技术和市场需求无关的问题，对于我国这个非完全竞争状态下的电信市场来说也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并且似乎与欧美日韩等国家的情况都不太相同。
从根本上来说，早发牌照，边摸索边做的想法没有错，但如果说早发3G牌照是怕贻误战机，是要与电信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那么试问，有关机构和企业为何不在发放牌照之前为这些问题找好解决方案，等牌照一发放，便可促进3G顺利建设和发展，与电信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呢？
与其花大把的时间讨论今天发牌照还是明天发牌照，这个月发牌照还是下个月发牌照，发3G张牌照还是发4张牌照，不如各方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准备一下，监管部门是不是还有要修改和完善的管制政策；运营商在拿到3G牌照以后怎样融资，怎样一边保证现有业务，一边进行3G的长期建设，怎样界定现有业务和新业务的定位，怎样使现有用户、业务和网络顺利演进。谈到3G，也许应该拿出一点务实的态度来，不要以为，只要有3G牌照就会有人给运营商送钱，有人给钱就可以建好网，就可以有好的业务，就会有用户，就会有收益。换句话说，现在要的不是马上发牌照，而是要马上开始准备。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专家董迎近期有一个说法非常好，即在3G牌照发放之前有关的政府、企业、专家应该做好“起步设计”。这个“起步设计”应该不仅仅包括关于3G技术标准的民族情节和关于市场需求的主观预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