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 梓
网民是否特殊群体？网民能否代表民意？网上舆论是否可以左右政策？这些问题已经在网络空间掀起轩然大波，并迅速波及传统媒体，成为“左右(民意)事件”。争论都源自本报“21世纪北京圆桌”第80期——在这期题为《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访谈中，樊纲提到——“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
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能仅以网上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对以上文字的引述直接引起网上风波，始作俑者是一位署名“CFD”的网友。4月5日，该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的《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一帖中，引述樊纲的观点并旗帜鲜明表明支持，成为该论坛上一颗“重磅炸弹”：24小时过去，它的点击数超过1万，跟帖超过200条(创深水区单日跟帖之最)，10天内相关话题的点击率超过10万。
从该论坛组织的一个专题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争论双方的力量悬殊，对CFD的支持者寥寥，反对者却有百人以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诸多纸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但细读那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论者并没看到樊纲的原文，也没弄清CFD的言论。
所有评论的焦点无非集中在本文初始的三个问题上。其逻辑为，目前中国网民已达1.11亿，占世界网民总量的11%，因此，网民不能被简单地定性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从而网民对民意的代表也顺理成章；更多的评论引述《半月谈》的相关报道，“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由此，网上舆论对政策的影响似乎无可辩驳。
网上言论的正面作用不可否认。近一年的时间里，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反思改革”讨论凸显了教育、医疗、住房等政策对底层利益关照的缺失，网上言论引发了对改革的深度反思，引发了民间与官方的良性互动。但另一方面，这波反思也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无边界”状态而显得激愤有余、理性不足。诸多意识形态化和民粹化的争论，动辄以左右分胜负，以“民意”为冠冕，很多人已经完全忘记了争论的本来目的，似乎所有的争论都要以PK的多数原则分出胜负，甚至证明理论的真伪。
从本次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思路，以网民人数为依据，冠以“民意”，进而取代学术、影响决策。而显然，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的独立性都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民意很重要，民意的参与是保证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照顾公平与和谐的基础性因素。从这场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樊纲对政府、市场与改革的堪称通透的思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评价网民想要说明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的利益群体，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利益的均衡”，也完全被忽视。
李稻葵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媒体也应该像反思公共政策一样进行自我反思。他的主要依据是不少媒体尤其是网站，为把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娱乐化，不惜断章取义，这使得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十分艰难，许多媒体并没有担负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对于社会责任，传统媒体因为其规范、操守等“传统”优势而起引导作用。同时，网络也在通过技术创新解决问题，博客的显化使得网上评论更加重视品牌，更趋理性和谨慎。就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本报提出了“企业公民”的概念，就网络的现状，我们再次提出“网络公民”的倡议，倡议网民不仅要有参与的热情，更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和理性的判断，使得网上评论因为负责、深入而更加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