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元
北京学者姚中秋声称“敬畏”并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提倡“审慎的态度”。然而纵观那些鼓吹“敬畏”的环保主义者们所发表的言论，却通篇都是信口开河，看不到丝毫“审慎的态度”。汪永晨反对建大坝的演讲错谬数以十计，最令人难忘的是把“千瓦”说成了“度”，闹出五千倍误差的大笑话。郑茜代替汪永晨改变立场，也是不审慎。环保名人廖晓
义声称有“滋生病毒的垃圾公害”和“人类正在走向病毒失控的‘后抗生素时代’”完全无视病毒不能滋生在垃圾里，抗生素并不控制病毒的基本事实，表现了极度的不审慎。
在所有职业中，科学家恰恰是最审慎的一种职业，这是因为科学工作中些许的不慎，都会带来巨大的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失。美国某次发射火星探测器的失败，经检查是一个数据的单位把英寸错成了厘米，使得探测器飞到不知何处去了。数以万计的数据中只错一个，就是满盘皆输，科学工作所要求的“审慎”，不是科学门外的环保主义者们所能想象的。
反观姚学者的文章，不用查《说文解字》，也不用管汪永晨所查到的“敬畏”一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里的解释是：“又敬重又畏惧”。只凭自己高兴，随意就把“敬畏”和“审慎”画了等号。这种行文风格有一丝一毫的“审慎”吗？如果事实真的如此，“敬畏”在此就意味着“审慎”，那又何必提倡什么“敬畏”，再拐弯抹角地加以解释，干脆直接提倡“审慎”不就得了。只不过如果用“审慎”代替了“敬畏”，语境就要发生变化，“山神”恐怕就难以出场了。
姚学者否定克隆人和脑手术戒毒的研究，称之为“鲁莽”。但是姚学者在不知克隆人为何物，对大脑结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凭人云亦云就否定科学实验不是十分“鲁莽”的吗？更鲁莽的是把“只要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是科学的，就是我们可以大胆去做的。”这种自己瞎编出来的蠢话强加到别人头上，乱扣“唯科学主义”的大帽子，这种论法和“审慎”是不沾边的。
“诚如苏格拉底所说，知道我们的无知，乃是一种智慧。”而姚学者所欠缺的，恰恰是这样的智慧，所以才如此习惯于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大放厥词，丧失了起码的审慎。更荒诞的是，姚学者以自己的无知去推断他人也“仍然所知甚少”，以为他可以为理性和科学划定“界限”，对着科学和理性指手画脚，这就大大超越了鲁莽，已经到达狂妄的层次了。
姚学者热衷于谈论“理性的界限”或曰“理性不及”，但这是十足的废话。理性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不找出来，谈论界限也就没有任何意义。遗憾的是，没有见过哲学对此给出明确的解答。倒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有关的现象：理性的界限，就在于存在着一些不讲理的人。一般来说，知识欠缺，教养不足，见识浅薄，阅历不丰者，大多不习惯于以理服人，也无法理解别人讲道理，总是想找到一个“理性不及”的地域，以便在辩理失败时有个逃逸的场所。这可能也是知道自己无知所产生出来的“智慧”。
在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历程中会产生非意图后果，但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非意图的后果造成意图后果得不偿失的事还很罕见。如果出现未能预测的非意图后果，就能从中发现科学理论的缺陷，引起科学的进步，提高科学的预测能力。人类改造大自然能够得到意图的结果，全赖不断进步的科学所赐。就因为总是能够得到意图的结果，非意图的结果才成为人咬狗的新闻，引人注目，这正是科学超越其他学问的地方。
与科学相比，非科学的学问很难让我们期待意图的结果。正如宗教能够应许我们死后上天堂，但谁也无法知道死后是否真的上了天堂，当然也就不会“产生非意图后果”。这正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所在，用波普尔的话说就叫做“可证伪性”。因此如果一位自由主义者向我们推销自由主义，我们要是问他：“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信仰自由主义，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很难想象自由主义者会怎样回答，即使回答了，又有多大的准头。所以一般人听到这些不负责任的高论，感觉也就是秋风过耳，留不下什么印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