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编者按：1949年11月1日，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科学院成立。69个春秋中，中国科学院时刻牢记使命，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在中国科学院69岁生日之时，让我们借着原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姚蜀平先生1989年于40周年院庆时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的文章，一起回顾历史的那一刻。
中国科学院自1949年11月1日建院以来，它经历了40个春秋。在此40年大庆的前夕，回顾中国科学院诞生的经过是十分有意义的。
1948年底，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由北向南挺进时，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纷纷考虑南迁。
此时，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与两院研究所的有关人士保持联系，由他们设法阻止研究机构迁台，力争尽量多的科学家留下，并保护研究所的财产和仪器设施。
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院务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所的迁台问题，院长朱家骅的命令遭到了大多数研究所所长的反对。后来，除了数学研究所及历史研究所的一部分迁台外，其他各所均留在上海和南京。
原北平研究院归址（北京东皇城根北街，现属科学出版社）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在北平城已解放的情况下，还到广州建立了北平研究院广州办事处。广州办事处虽存在不久即行关闭，但仍保留着北平研究院的名义。
1949年6月，“两院”在上海的研究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会接管，并任命李亚农为“两院”军管会主任。8月，市军管会任命了中央研究院新的院务委员会，由李亚农和中央研究院的吴学周、王家楫等14人组成。
那时，科学界认为旧有的研究机构重叠，各研究所之间、研究所与大学之间也缺乏密切的联系，容易形成宗派，需要加以整顿。
另一方面，政府文教工作的负责人也认为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两两平行，各自为政”。于是逐步形成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科研机构的意见，并认为应赋予它新的任务。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0余人，他们广泛地代表了中国的科学界。
会上拟定了一份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案，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专业，使与生产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科学院并负责审议及奖励全国科学创作、著作及发明，科学院为适应特种需要得设立各种研究机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确定了“共同纲领”，其中第43条和第44条阐述了新中国科学工作的宗旨。
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
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正是遵循这些宗旨开展工作的。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科代筹委会”提出的提案，明确肯定了新中国建立后要成立一个国家科学院。
此后，中共中央委派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工作，承担具体组织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他们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重要领导成员。
1949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颁布，中国科学院就是根据该组织法第18条成立的，隶属于政务院下的文化教育委员会。
关于国家科学院的名称，当初筹备者们曾建议称“人民科学院”，以纠正旧时代“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
政务院第二次会议专门研究和讨论了科学院的命名问题。会议决定科学院与各部、委的命名有所不同，只冠以“中国”二字，故最后定名为“中国科学院”。
西文名在较长时期内沿用“Academia Sinica”（后来为了与在台湾仍存在的“中央研究院”相区别，西文名改为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同时被任命的副院长的有：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和竺可桢。
1949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给郭沫若院长，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
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给郭沫若院长的收件在中国科学院建院的前夕（1949年10月23日），竺可桢、严济慈、恽子强和丁瓒等人曾研究过中国科学院建院后如何接管原有研究机构的问题。
当时确定：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学院准备接管；其他私人的研究机构暂缓接管。
1949年10月23日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纪要（采自中科院院史馆）
1949年11月5日，中国科学院接管北平研究院在京的研究所；11月10日，正式接管了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中央研究院在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同时宣布：北平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的名称即日撤销，北平研究院从此就不复存在。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则是以迁台的数学所和历史所为根基，逐渐扩大与发展起来的。
在宣布撤销并接管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这一天，陶孟和、竺可桢两位副院长来到上海，向“中研” “北研”在上海的研究人员报告人民政协开会情况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组织和任务。
次年3月21日，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成立，并接收了“中研”驻沪办事处及“两院”留沪各研究所。4月6日成立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并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宁区办事处及在南京的各研究所，还有当时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址调查所等机构。
为了更合理地调整这些接收过来的研究机构，1950年中国科学院曾先后召开了48次专门学科会议，开展了充分地讨论；同时有许多科学家主动给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表示愿意在科学院内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希望和要求。
如原中国地理所李旭旦、黄秉维等人给陶孟和、竺可桢两位副院长的信中写到：“籍悉贵院已决定接受中国地理研究所，无往欣慰……”。
原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的黄文弼给院长郭沫若写信表示：“现考古组甚愿参加科学院为一单位……”。
曾呈奎、童第周致信陶、竺二副院长，要求科学院能在青岛增设一个海洋研究所。
裴文中、田布裕等21位地质工作者，在向中国科学院递交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我们主张一个统一地质机关由科学院领导为宜。”
中国科学院在调整机构时十分谨慎，尽量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如为调整地质机构，李四光副院长曾向地质工作者发了二、三百封信征求意见。
1950年，文化教育委员会发出指示，确定了中国科学院调整机构的三条原则，即：
1、 统一在性质上重复的研究所；
2、强调科学院的计划性和集体性；
3、采取重点主义。
经过反复磋商以后，终于把中央研究院的12个研究所、1个筹备处，北平研究院的9个研究所，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等20多个研究所合并为17个研究所和3个筹备处。它们形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初的研究机构。
同时，中国科学院还注意了团结、争取、培养科学人才的工作。在做了两次全国性调查以后，聘请了114位自然科学的专门委员和47位社会科学的专门委员。
这161位专家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顾问，他们来自院内的各研究所和院外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产业部门，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科学院注意发挥全国科学家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还努力争取尚在国外未回国的科学家尽早回来，以及与教育部共同研究有计划地培养科学研究人才的问题。
新研究所成立后，除了继续从事以前的研究工作外，并逐渐注意了联系中国建设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1951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以后，中国科学院与工农业部门有了较为广泛的联系。
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中国科学院也制定了自己的五年计划，从而走上了有计划发展科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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