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咬文嚼字》杂志编辑部日前公布2013年度汉语的十大流行语。一家专业的语文刊物，一年365天，日日与报刊、网络上的语言文字打交道，其遴选的流行语自然有其专业上的判断。但是，由于这种评选是由人来操纵的，不管这个人有多高深的语言学问，他一定会掺杂个人对某种语言形式的偏爱或者厌恶，因此其结果只能是代表了那个圈子里的一群人的意见，要用它来观察整个年度流行语的实际情况，很可能会让人失望。

　　以那十个流行语来说，有不少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光盘”，今年年初确实曾流行一时，著名的慈善家陈光标还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光盘。但是，尽管厉行节约之风至今不减，“光盘”这个词今天却已冷了下来。因为，严格地说，“光盘”并不是一种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肚子已经饱了再要硬吃下去，有碍健康。关键还在于，点菜的时候不要太铺张，万一点菜失误有了剩菜，打包更好。

　　再说那个“倒逼”，据解释其入选的理由是，因国家领导人在其讲话中多次用到了这个词。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显然不可能只说到“倒逼”这一个词，如果以此为标准来遴选流行语，由于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必然以政治语汇居多，那么十大流行语就只能是一串政治语言了。事实上“倒逼”的产生已有年月，我作为一个喜欢搬弄文字的人，平常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也很多，但要说它有多么流行，还是充满疑问的。

　　有意思的是，“雾霾”这个词没有入选。作为一种自然现象，雾霾在今年可以说是席卷全国大多数省份，并且从年初到年底没有绝迹过，《咬文嚼字》编辑部所在的上海前不久也领教了雾霾的光临。但《咬文嚼字》却拒绝了这个词，理由是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专有名词并非不能成为流行语，曾几何时，“非典”、“禽流感”这些医学专有名词也成为流行语，它们对民众日常生活发生的影响至今让人不敢忘记，有什么理由来拒绝这些词呢？

　　从对流行语的这种选择，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专家对语言现象的某种评价。“倒逼”、“逆袭”这类词充满正能量，而“女汉子”、“土豪”、“奇葩”则展现了新时代新视角，因此它们被选进了“十大”，《咬文嚼字》编辑部希望它们能够“对语言发展有促进意义”。言下之意，“雾霾”这样的词，由于其描写的是一种让人讨厌的现象，自然就应排斥了。

　　显而易见，编辑部在这里设定了一种标准：流行语必须是充满正能量的。于是，记录负面社会现象的词语，不管其多么流行，也必须拒之门外。

　　这在“小伙伴”一词上表现得更为充分。据说这个词现在在网上已经用得铺天盖地，比如“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因此而进入了备选流行语。但有专家指出，“小伙伴”指的是男性生殖器，语源不雅，因此就没有收录。

　　姑且认为“小伙伴”一词确实指男性生殖器，但为什么这样一个词就是不雅的呢？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应天天接触这个“小伙伴”，难道他们是一群不雅之人？其实，从“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句话中，我倒看出了网络语言的夸张幽默和一针见血：那么说，很多时候其实表达了言说者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讽刺。比如，当大学教授提出“职工退休后男的做园丁女的洗衣服”的高论时，网民们不这样表达，还能找到更和谐的说法吗？

　　流行语古已有之，只要有语言在，就有流行语。但在网络这种自媒体工具出现以前，人们的口头言说上不了经过层层过滤的书面文字，因此即使有流行语，其传播也有限。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网民可在网上的书写中不断创造新的说法，并借助网络的快速传播功能迅速扩散，使其成为一种流行语。

　　从本质来说，语言只是一种人们用以交流信息的工具。大千世界充满了各种可以得到不同评价的现象，这就决定了记录、交流那些现象的语言必须有相应的表现形式，用得多了就成为流行语。

　　一种语言形式之所以能成为流行语，其实因它透射了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流行语的遴选如果有标准的话，只能是看这个语言形式是否反映了某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它的传播覆盖面。如果只能是所谓具有正能量的流行语才能进入“十大”，那么，它们所涵盖的社会现象就是缺失的，不真实的。比如，将“雾霾”排斥在“十大”之外，并没有消除雾霾给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的麻烦。

　　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语言曾经被视为同文学艺术一样的上层建筑，以致出现了对语言的分类，如“宫廷语言”、“贵族语言”，而劳动人民只配说一些粗鄙的语言，上层人士如果说了下层的语言，就被视为没教养。到了苏联时期，在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之下，语言更被贴上了阶级性的标签。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

　　但是，流风之下，它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专家，以至他们挑选年度流行语，都自觉地让语言承担起它们并不具备的社会功能。很显然，这样遴选出来的十大流行语，充其量只能是专家们的自娱自乐，离这种遴选应体现描写本年度社会动态的要求还远着呢。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