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圆明园铺膜事件：防渗工程是必要的吗

　　圆明园事件于3月28日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4月13日上午，圆明园整治工程环境影响听证会在国家环保总局办公楼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举行的公众听证会。

　　根据申请人的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年龄层次等因素，国家环保总局邀请了22个相关单位、15名专家、32名各界代表参加听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11岁。既有知名专 家学者，也有普通市民与下岗职工；既有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有各民间社团的代表；既有圆明园附近的居民，也有千里之外赶来的热心群众。

　　大概300平方米左右的会场挤满了人，中间坐着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环评司司长祝兴祥和几位听证员，左边大部分为圆明园管委会、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文物局等职能部门的代表，右边则是专家学者、民间社团代表。

　　服从局部、眼前利益 还是服从全局、长远利益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听证会讨论得很热烈，我认为辩论的焦点是从局部、眼前利益还是从全局、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第一个向媒体“报料”的兰州大学教授张正春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发言，“圆明园是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的高度结晶，难道社会进化了这么多年，中国人反而丧失了保护、建设圆明园的智慧？不是的。是因为有人从眼前利益出发，忘记了长远利益！有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忘记了全局利益！”

　　“我希望用长远眼光、用整体眼光来考虑问题。圆明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从11世纪起，辽、金时期经营玉泉山、香山，到明朝达到很好的规模，直到清代康熙皇帝开始把它定为皇家园林。1709年康熙皇帝赐匾圆明园。圆明园从明清以来有丰富的文化。圆明园本身的特点，总面积5250亩，水面2100亩，性质属于中国古代山水园林，属于湿地生态系统。现在的防渗工程违反了原来的设计原理，破坏了以前的景观特征，特别是中国古典美学有一个意境，所谓诗情画意一般的‘化境’。实地生态系统有基本功能，圆明园同样具备这些功能。第一，涵养水源，具有海绵效应，调节水的平衡；第二，有很好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繁殖生物，现在被彻底破坏了；第三，调节气候功能；第四，美化环境功能；第五，蓄洪防旱减灾防灾功能。防渗工程的可能危害是生态演替中断，所有生态系统从零开始。再有，圆明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被破坏。另外，活水变成死水，真水变成假水，圆明园的景观荡然无存。目前这个工程是彻底伤害了圆明园的命脉。对于圆明园的定位，它是无价之宝，具有实地生态服务价值，又有山水园林审美价值。中国古典园林山水折叠面、山水形态有特殊的生命景观，特别是水陆折叠的自然景观被破坏了，被人文景观代替了。我认为这个工程对于圆明园的生态整体功能和美学景观都是彻底性的破坏，与原来的设计思想背道而驰，希望圆明园管理处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张正春态度坚定。

　　张正春的桌上摆放着4本厚厚的圆明园研究资料，他时而认真聆听，时而拿起相机拍照，时而和旁边的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李皓博士交流意见。已经在兰州和北京之间穿梭四五次的他，略有疲倦之色，也不讳言现在的压力很大，“来自各个方面的，比我原来想象的大得多”。他还告诉记者他有意愿和圆明园管委会的同志正面接触，还曾经托记者把这个意愿转达给对方，但经常只能在媒体或会场听取对方的观点。

　　李皓用幻灯片演示对比了圆明园的昨天和今天：“圆明园整治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毁坏是无庸置疑的。现在湿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铲光了，下面再铺一层膜，说要恢复清朝盛世圆明园的景观，清朝盛世圆明园的景观有大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里面古人放了大量的自然原生态的东西，现在铺了一个塑料膜以后，这些都毁掉了，怎么叫恢复呢！古代的设计是水随山转，人工造了250个小土山，这250个小土山的灌溉系统全靠圆明园人工修建的溪流，现在人工修的溪流改成了硬化河道，行船以后，这个山的灌溉系统就没有了生态系统，这样它要死掉的，实际上古人设计的东西都没了。”

　　有钱缺审美 有技术缺伦理 有知识缺文化

　　“有钱缺审美，有技术缺对待土地的伦理，有知识缺文化！”三有三无，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待圆明园的态度。他指出，圆明园砍伐灌木和地被的做法危害甚至大过湖底防渗工程。“改造工程几乎用‘三光’的方式，将西部圆明园遗址上的大量灌木和地被，以及足有20厘米直径的乡土乔木肆意砍伐，然后用挖掘机造山，地面原有的低矮植被几乎被推得精光。人工堆积的小山和人工垦殖的不同面积的块状平地如同作战地形沙盘或房地产模型，显然是图纸物化的结果。一些地块上已经铺设了人工种植的草坪，娇嫩的小草、人工移植来的小柏树、小松树排着队。这样的整形工程破坏了圆明园近百年来自然演进而来的自然遗产。如果一场雨一来，砍伐形成的陡坡马上就造成水土流失，因为乡土原有的地被破坏了，这意味着要重新在这栽种，他们栽种了一些外来的草种、花还有树种，结果是必须给它灌溉、维护，所以说圆明园如果这样做下去，意味着未来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工程。”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崔海亭赞成俞孔坚的意见。他说圆明园西部灌木和草本植物是经过多年自然演替形成的，种类丰富。人工改造以后，会造成草本植物群落结构单一、种类贫乏，并缺少季相变化。

　　俞孔坚直言不讳地指出，圆明园事件是全国上下崇尚人工美的缩影。1997年学成回国的俞孔坚主张把质朴的田野带入城市，给城市带来新的视野和体验。7年多来，他去了100多座城市，但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让他痛心和焦虑：“美丽的山林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动人的河流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100个国家大剧院、1000个央视大楼、10000条世纪大道、10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定位问题是圆明园事件的实质

　　“定位问题实际上是圆明园事件的问题实质！”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崔海亭指出。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遗址公园，还是供游人旅游、娱乐的普通公园？圆明园公园究竟如何来定位？

　　圆明园1860年经英法侵略军焚劫之后几乎化作一片焦土，所幸留下“双鹤斋”等16处重要景观。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40岁生日，圆明园曾进行部分整修。直到1900年，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其废墟受到了较完整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再度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八旗兵丁、土匪地痞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几乎拆抢一空。现在散落于北京胡同、四合院内的圆明园石刻文物多源于此。清宣统末年，“园内麦陇相望，如同田野”。

　　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遗物被官僚、军阀、流氓大量盗走。自民国成立之后，几乎每天都有装满圆明园残料的车辆经过，持续了20余年之久，这样终致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

　　建国之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作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但是，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圆明园多处山形水系被挖掘填平。

　　目前，圆明园对外开放的园区只占总面积的3/5，另外2/5成了农田、村庄、工厂，甚至是垃圾场、粪场、坟场。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立了圆明园保护的基本原则。2002年12月13日，圆明园遗址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崔海亭在接受采访时说，游船增收和人工造景，都是把圆明园当做公园来经营。这是定位上的根本误区。“如果认识上有所偏离，经营方向就会错位。圆明园首先是遗址，其次才是公园，是以保护遗址为基本前提、开放来供游人凭吊历史文化的场所。因此，圆明园百余年来自然形成、演变的环境、风貌，乃至草木、地形都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原貌，不能够人为地擅自改变。定位问题与管理体制相关联。如果把圆明园当做公园，自然要经营，要赚钱，铺膜防渗也不奇怪。如果把圆明园当做文物，首先要保护，要投入，就不会轻易动土施工。定位不同，管理部门不同，管理方法和权限就有区别，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杨振铎发言时介绍说，2000年9月29日和2001年12月13日，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的北京圆明园规划中明确圆明园的性质为遗址公园。其遗址公园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功能：具有参观、教育后者、国际友好交往的教育功能；具有历史研究、科学考察和借鉴功能；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流功能；具有游览休息功能。通过对遗址的整体保护，对山形水系园林植被的整体恢复和建设遗址，使人们感觉到过去皇家园林的风貌。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实施的方案中规定了八项内容，第一，拆迁3年内，适当压缩规模和进行必要的修建，拆迁后的用地严格要原样恢复。第二，清除园林内的垃圾，恢复地形地貌；整体恢复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山形水系，逐步调整植被，山形水系是保留相对完整的重要部分，有条件整体恢复，恢复山形水系是圆明园遗址保护的需要，也是公园功能的需要。所以，山形水系的恢复应先期实施。有条件的地段要清理遗址，恢复修建园内的功能性建筑。2003年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列为海淀区的重点整治项目，2003年1月7日与1月17日，整治项目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和海淀区的批复。圆明园管理部门依据圆明园总体规划提出了围绕三个性质、三个规划实现一个目标的基本指导思想，按照西部整治，东部调整，突出特色，开始着手进行环境整治工作。从2003年8月至今，完成了遗址保护、湖底防渗、管线预埋等多项工程，投入资金共约8200万元。工程指挥部采取依据规划、专家论证、领导决策、联合小组设计、专业监理监督、管理处组织实施的工作模式合理有效组织了工程。聘请了专家顾问组，成立由相关专业组成的联合设计组，邀请著名专家、学者、院士进行专家论证会，对文物保护、道路、水电、植物、水资源规划等各项工程进行论证。坚持考古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考古工作人员的思想，确定了文物保护的范围，同时避免了人为失误对圆明园的破坏，保证了工程质量。

　　防渗工程是必要的吗？

　　进行防渗工程是必要的，铺防渗薄膜是有影响，但还不至于说所有生态都存活不下去，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沈志良。

　　“整个圆明园的湖泊漏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已经很长时间了。记得在50年以前，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圆明园地下的泉水涌出地面将近一米左右，但是现在看不到了，因为渗透水位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圆明园的水需要保留下来，进行防渗工程是必要的。问题是防渗工程到底怎么做？采取的手段是不是一定要铺防渗薄膜？不是的，还有很多很好的办法。现在既然已经做了，花了大量的人民币。我的意思不要全部恢复原貌，我认为这样不科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们劳动的成果，不要轻易否定掉。”

　　沈志良说在湖底下面已经做了防渗薄膜的基础上，铺适当数量垂直排水井，这个排水井数量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这样来调节它的生物链。用南方的竹子围成圆筒，放上石头，跟地下的渗水层连接起来。铺防渗薄膜是有影响，但还不至于说所有生态都存活不下去。 这个工程应该跟有关方面商量，进一步改善，而不是全部撤掉重来。

　　但他也认为岸边不应该用水泥封堵防渗。他强调是从我们高度缺水的国情的角度赞成这样的节水项目。“我对这个具体的项目，就是圆明园防渗项目一开始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经过调研以后，总体还是肯定的。我到圆明园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个防渗工程虽然阻断了地下湖底的渗透，但是现在把湖作为一个蓄水池，湖里的水不断进行周边绿地、树林的灌溉，这个水还可以渗透到地下。”

　　清华大学教授博在衡也提出任其渗漏而使园中无水，生态是否就能不受破坏的问题。她说历史上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作，其中水的面积占40%，而水的供给是需要补给的。在圆明园的保护工作中，山形水系是圆明园的基本骨架，如果反映水系的河湖水面得不到保护将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性。满足圆明园“水”的存在，是保护圆明园所必须的。目前北京处在非常缺水的情况之下，中心部位地下水埋深已达40米，出现了1600平方公里的降落漏斗，圆明园处在其中。由于圆明园的地质条件不好，渗漏严重，要想留住水，一定要采取措施。如何保证水体的存在，外部给与充足的水已经不可能，圆明园已经探讨各种有关水的问题，如节水灌溉、雨洪利用，以及目前采取湖底防渗等。防止漏水是目前有可能保持有水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否则河湖会干涸。作为防渗层可以利用人为的措施使其流动，避免水体变质。利用防渗层的表面覆盖的泥土，种植水生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防渗的方式不违背文物保护原则，不影响历史园林的保护。如何保护水体的存在，对湖底不进行防渗处理，是否可以保证湖底栖息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湖水下漏后湖中水生动植物也会干死，湖周围的草木枯萎，影响生态，影响小气候，景观差。未能达到保护历史园林的效果，社会效益差。

　　博在衡指出，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影响湖底下部泥土中栖息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但湖底表面回填土中仍然有动植物生存。湖水蒸发后可以净化空气，缓解热岛效应、改善圆明园周围的小气候，取得良好的景观效果，整体保护了历史园林，社会效益好。“不能从单方面的认识出发，毁掉防渗措施，使圆明园成为水体枯竭的历史园林。”

　　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的最好案例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监薛野表示圆明园事件是普及环保意识的最好案例，调查显示很多民众还对圆明园事件不太了解、不太关心，这说明公众的环保意识还不是很高，还需进一步普及。“我们自然之友要多做一些民间调查研究，促进公众关注环保，北京的水资源问题这么严重，要号召大家身体力行来节水！我们非政府组织大有可为。”

　　听证会上还有一位11岁的儿童代表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地球村的代表、北京理工大学附小六年级学生高梦雯。她和同学们通过上网查询和向专家学者请教后，列出圆明园湖底铺防渗膜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8个方面的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园林的生态景观；彻底破坏了园林固有的水系结构；把圆明园的“活水”变成“死水”，这是—场生态灾难！彻底破坏了园林的美学景观；损坏了圆明园的历史文化价值；浪费巨额资金，得不偿失，徒劳无功，后患无穷；加剧了海淀区的生态恶化，有损于北京市的生态环保；与水隔绝的圆明园中的树木将面临严峻考验，圆明园生态系统的环境污染势必日益加剧。高梦雯代表“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地球村”的大小村民共同呼吁：“拆除已经要铺好的薄膜，以便让圆明园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后代也能有机会欣赏到绿色和珍贵的文化古迹！”

　　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表示说每一个参会代表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11岁的小记者参会理由是“阅历”丰富，不仅曾参加过一些环保活动，作为小记者还对环保有着与成人不同的独到理解，而且小记者参加听证会能起到在儿童中宣传环保的作用。

　　切实实行问责制

　　早在4月1日，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就提出对于圆明园防渗工程，上级部门要追究相关单位、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谁是发包商谁就应该负这个责！

　　北京大学教授李文华在听证会上提出圆明园的整治工程造成文物和生态破坏的一定要追究责任，“不能不了了之！北京市水利部门根据前几年河湖整治的教训，在有关领导公开承诺不再造‘铜帮铁底’河的情况下，其下属研究所和工程公司依然承担了本次圆明园河湖整治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影响了政府形象，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楯教授发言声音很大、铿锵有力，“建议国家环保总局报请国务院启动问责，追究圆明园违法在湖底铺设薄膜的相关责任人责任。海淀区保护局局长在职责范围内，在圆明园方面的行政不作为，免去他局长的职务。”一席话赢得了在场人士的热烈掌声。

　　记者手记

　　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我们的决策如何才能更加合理、科学，对政府而言不能够拍脑袋定项目，而要多听听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这样才能形成政府和公众、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但记者询问家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居民代表刘福成时，他对听证会不持乐观态度。“我觉得好像就是走走过场，以前召开的那些听证会有用吗？景点涨价还不是照涨不误！去年我们架了一个高压塔，听证会也开了，现在还是照架不误。”市民代表刘根旺也质疑这个听证会的必要，“他们已经先斩后奏了，国家环保总局管理的权限是否全面可靠？”

　　听证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主持人不得不一再声明，“国家环保总局的目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同意的、反对的都可以，但是不允许出现过激的现象”。

　　原定4个小时的听证会一再延迟时间，直到13点20分左右，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主持人一宣告结束，记者们立即朝自己的采访对象“扑”了过去，很多参加听证会的市民和专家代表相互交流着意见，不肯离去。

　　听证会虽然结束了，但圆明园防渗工程的争论还在继续，更为关键的是，人们热切地关注圆明园的进一步保护和建设。

　　听证会正反两面的争论都有自身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当然很多问题学术上难免有争议，对某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结论截然相反，都十分正常而且有益，有利于甄别真伪，找到最妥当的选择。但最根本的是不能违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最深刻的内涵，作为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专家理应成为科学精神的坚定秉守者，而不能丧失公正的科学立场，损害公众利益，阻碍社会进步。张正春的责任心、生态意识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