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谈：中国人文学科应不应该设院士制度

　　丁东 谢泳

　　丁：文明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制度的变革，最好能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因为制度的变化常常是突发的，而传统的变革需要很长的过程，可惜我们过去对待传统的态度过急了。以为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好，或者以为旧时代所办的所有事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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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一般来说，能成为传统的东西，大体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长期积累的习惯，要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不符合常识。

　　丁：有一段时间，经常听到学界有人说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完整，中国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院士，如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为什么惟独没有人文学科院士？中国人文学科应不应该设院士制度？其实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尊重传统的问题。

　　谢：其实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早就完成了。只是后来时代变了，以为过去的东西都不好，一切又要从头来过。可以说对中国现代院士制度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没有保持尊重态度。

　　丁：代价现在还在付出，因为没有人文学科的院士，在国际交流方面还是有一些不便之处。

　　谢：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已经完成了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这个过程大约用了20年时间。中研院的前身，是1928年蔡元培负责的中研院评议会。1948年的院士选举，就是由这个机构负责的。1948年第一次院士的选举工作，不能说没有缺点，但大致是公正的。当时参与过具体工作的考古学家夏鼐在选举结束后就专门写过文章，客观评价了这一制度。杨钟健、竺可桢等人也认为，当时院士的选举虽然不能说没有缺点，但大体公正。这个制度后来到了台湾，一直延续下来。

　　丁：中央研究院就有人文学科的院士，第一次有28人。包括了当时重要的法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所以，只是祖国大陆还没有人文学科的院士。从理论上说，完全应该有人文学科的院士，但在实际上，据我所知，对于人文学科院士制度的建立，知识界非常谨慎，基本是否定的意见，因为现在情况已不同于过去。

　　谢：1949年以后，原来的院士制度已不存在。但到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社会人文科学这一部分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虽然名称不同，但从制度设计来看，大体对接了原来的制度。在对外交流方面，当时学部委员的对外译名就是院士。学部的建立是由当时中宣部负责的。学部的建立，据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说，是“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这种说法，就忽视了已有的传统，因为这个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过。

　　丁：郭沫若自己就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谢：1957年夏天，中科院制定院章的时候，许多学部委员也提出过院士制度的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学部制度是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因为学部委员中有管政治和行政的人员。但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说，原来的院士制度基本是成形的，恢复就可以了。因为科学和文化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政权变化了，科学本身不必立刻也要变化。

　　丁：后来，由学部改建新院士制度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要同时建立人文科学院士制度，但最后没有实行。应该说高层对此的判断是准确的，没有比有好。你看看现在中国自然科学院士的产生经过，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有人批评说，中国自然科学的院士增长速度比中国的科学发展水平要快好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文学科由于自身的特点，极难保持独立。不客气地说，如今新产生的两院院士威望已经低于1955年的学部委员，对一部分院士，知情人说起来已经不表尊敬，社会人文科学再设院士，极可能成为更大的讽刺。

　　谢：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一时可能看不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不好与自然科学相比。因为人文科学是提供价值的，是精神领域里的活动。现在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很令人担忧，比如它已经不讲怀疑精神、人格独立、不依附权贵、容忍异端等科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研究经常混同于宣传。

　　丁：时下，中国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极为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下，假如要建立人文科学的院士制度，很难不出笑话。如果评出“人文学科院士”，很难得国内和国际学界承认。

　　谢：像考古、人类学等学科，可能在国际上较多得到同行认可。其他如哲学、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得到承认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丁：传统一旦中断，再接上就不容易了。

　　新浪科技注：丁东，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谢泳，《黄河》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