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评析阚凯力教授的四个论点

　　杨培芳

　　笔者与阚凯力教授曾在同一个研究单位共事十多年，既有配合默契，也有争论不休。阚凯力教授的许多观点具有超前意识并带有偏激的风格，笔者对阚教授思想的活跃一直持赞赏态度，但是其中有些观点却存在着明显不合理之处。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笔者选取了其中四个论点作一些初步评析，目的是拓宽研究思路，更全面地剖析问题，进一步探究电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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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愿与阚教授共勉。

　　3G无用没道理

　　阚凯力教授曾经不止一次地断言，中国不需要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因为除了视频业务之外，其它服务功能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中也完全可以实现，而视频功能并没有市场需求。他还有一句非常生动的调侃，“拿着3G手机看足球赛，开车撞车，走路撞树”！但是过了不久他又说，现在发展3G，不如将来发展4G或者WIMAX，因为它们的新业务功能比3G更强大！

　　确切地讲，3G不是一种新业务而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就像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移动通信的技术进步一样，是整个移动网络的升级换代，而不单是提供一种宽带视频业务，在我国有没有市场，主要看它的综合性能价格比。

　　3G具有“高而不贵”的品质，它可以通过更低廉的费用实现优质通话、快速上网、手机定位、遥测监控、互动游戏等功能。有关技术经济分析表明，当同等规模的3G系统，综合成本为2G的1.3倍以下时，就会形成大众市场。而目前网络成本已经降到2G的50%，终端手机成本是2G的1.5倍。至于阚教授“撞车、撞树”言论，这与人故意违反交通规则和生活习惯有关，而不是技术或者机器本身的过错。

　　倒是有一项重大技术突破有可能对3G发展形成重大冲击，那是WIMAX，但是它与3G技术至少要晚一个技术周期才能成熟。一方面我们的网络技术不能停下来等待，另一方面，下一个周期可能是WIMAX与后3G技术的融合。整个网络技术很可能不再分代，而是形成方便地不断向高级需求平滑过渡局面。

　　双向收费天然合理吗？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移动电话采用单向收费，只剩下包括美国在内的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收费。近年来，出于竞争需要美国一些移动通信公司也开始采用包月制的收费方式。

　　我国在移动电话收费方式上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阚凯力教授就提出了“双向收费，天然合理”的口号，理由之一是接听电话也占用网络资源。理由之二是双向收费更容易实现电信企业之间“资费独立，互不结算”。“网间互不结算”是他的另一个创举，也就是为了经营者的方便，让广大消费者长期忍受不方便。

　　很明显这观点同时犯了技术本位和经营本位两个错误。从网络经济规律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双向收费缺少人性化，强迫消费者被动买单无疑抑制消费者的通话行为结果使消费者不敢放心消费。

　　进一步讲，未来的通信业务种类越来越多，电信用户肯定不情愿为乱发信息、滥发广告者买单。就是阚教授本人，如果他在接听打错的电话时，是否愿意为这样的不明白消费而觉得花冤枉钱呢？所以说从消费者主权高度看，“谁主张，谁买单”才是人性化消费方式。另外，单向收费还会提高电话接通率和有效性，消费者放心消费了，产业才能获得更健康发展。

　　说通信发展过剩是不实际的

　　我国电信业经过20年高速发展，目前出现发展速度回落，收入增长低于业务量增长的趋势。于是不少业内专家认为我国电信发展总体过剩了，理由是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 1000美元阶段人们没有那么多购买信息通信的能力，与其大量投资电信或者信息化，不如回头增加重工业的投入。阚凯力教授也持这种观点并且还提出，“与其花费几千亿元建设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和发展农村通信基础设施，还不如投资其它工业项目更能够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情况是，到2003年中国粗钢产量达2.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能源产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11.2%。但能源使用效率只有30%，发达国家已经达到50%。我国单位GDP中耗费的能源是世界发达国家的3-5倍。靠这类高物耗、高能耗的增长模式还能维持多久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信息通信突破了时空的制约，使得信息传递、搜寻、处理的成本极大地降低，减少了市场中供求双方、竞争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可促进农业集约化，工业柔性化，商业配送化，公务透明化和劳动高级化，成为改造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有三大瓶颈：交通、能源和通信，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通信的瓶颈已经基本解决，成绩斐然。但是另一方面，在权威部门选取的30个典型国家信息化指数测评中，中国以30.6的综合指数居第27位，可见，我国信息化水平还很落后，发展空间还大得很。

　　单就通信业而言，我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网络规模都居世界第一位，网络的技术先进程度也已名列前茅。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只有东部地区的1／4，移动电话只有1／10，互联网普及率只有1／70，广大农村与城市的数字鸿沟正在拉大。因此，我国通信发展总体上属于适度超前，但并不过剩。要服务于西部开发、

　　普遍服务不会过时

　　电信普遍服务政策最早源于美国AT＆T第一任总裁西奥多.维尔。针对上个世纪初美国电信业自由竞争产生的混乱局面，维尔提出“一个网络，一个政策，普遍服务”的口号，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垄断经营。1984年随着AT＆T的解体，引入电信竞争以后，各电信企业大都采用牛奶撇油战略，使得边远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拉大。于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多数国家都重新制定普遍服务政策，扩大普遍服务领域，以资助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继续为大多数公民，不论职业、收入、残疾与否，也不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

　　阚教授认为，正是美国的普遍服务政策造成了世界电信长期垄断经营。现在是市场经济，有钱就装电话，没钱就别装电话。如果吃饭馆、坐卧车都搞普遍服务，那就回到了计划经济。

　　其实阚教授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区别。传统的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是生产推动需求，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是需求拉动生产。

　　网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需要大众参与，才能体现网络的真正价值。穷人参与信息通信，不仅对自己有利，同时也为全社会创造了机会，这就叫网络外部性。无论是竞争机制还是管制政策，必须把穷人的消费刺激起来，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实现真正和谐的信息社会。

　　以上笔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阚凯力教授的四大论点进行了一些初步评析，希望对不利于电信健康发展且又缺少理论一致性的地方与业界包括阚教授本人共同商榷，以便更好地揭示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做到多一个层面分析，少一份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