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曝离职真相：整顿高通中国得罪“太子党”

高通大中华区前总裁雷鸣(新浪科技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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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通最困难的时候，是雷鸣将高通(中国)的混乱加以改善，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事情发展到最后却是另一个结局，雷鸣在老雅各布的儿子的一纸辞令下无奈离开高通。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高通大中华区前总裁/雷鸣(供《IT时代周刊》专稿)

　　编者按：雷鸣为高通CDMA成功进入中国是有功劳的！特别是在高通中国内部管理非常混乱的局面下，他一方面要整顿高通中国内部的财务及人事管理；一方面又要为高通CDMA进入中国出谋划策。但功成后，高通却让人看到了另外一个结果，逼迫雷鸣离开高通。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雷鸣在整顿高通中国时得罪了老雅各布，还是雷鸣在高通内部的派系之争中沦为牺牲品，或是他揭露了高通中国丑陋的一面？

　　难抵盛情加盟高通

　　1987年，当我把一个20万美元的合同交给了老雅各布后，便与高通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通成立之初的产品是创建一种便于货运业车队管理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OmniTRACS，该系统前身OmniNet是由高通初期负责人之一的索马斯创建。索马斯是来自伊朗的美藉犹太人，老雅各布及被称为“CDMA之父”的维多比都是犹太人，与索马斯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索马斯建立OmniNet，设计用卫星在北美作定位服务，并向美国政府申请牌照，其使用的卫星系统是委托福特太空公司——由我带领的一个小组设计，而其地面站及车载终端由高通设计。卫星系统与地面站必须紧密结合，也促使我与高通的工作关系越来越密切。

　　1989年，我和其他两个工程师在劳拉太空公司(前为福特太空公司)提出用48颗小卫星覆盖全球，提供全球性的移动卫星通信服务的“全球星(Globalstar)”计划。当时我选择了高通的CDMA技术作为全球星地面站及手机的基本技术，由此，劳拉与高通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发展全球星系统，一面向美国FCC申请牌照；一面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及筹备款。

　　由于高通当时也在全球寻找CDMA市场，所以很多时间我们就把全球星的活动和高通的活动并在一起进行。比方说，1993年我们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全球星的一次高层研讨会，邀请了邮电部、航天部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参加。这次研讨会由李建业博士作主要发言，由我介绍全球星的系统及技术，由高通的索马斯介绍全球星所用的CDMA技术，由日庆公司组织协助。从这个研讨会中便可看出当时我与高通的工作关系，我们在其他国家，如南韩、日本、欧洲都有类似的互动。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我也逐渐由一位技术人员、系统总设计师转向于业务市场发展及负责政府关系。当我在业务发展及政府关系上有所表现，成绩不错时，索马斯便想把我拉入高通。1993年10月，索马斯正式邀请我加入高通，给我寄了聘书，任命我为业务发展总监，待遇很好，我也有点动心，但又舍不下全球星，因为这是由我一手创建起来的。

　　俗语说“人算不如天算”，当高通的聘书寄到家中时，由于信封太大，信箱放不下，邮差就放在地上，结果被家里的狗咬破，只收到一部分。当我决定接受高通的邀请，在聘书上签了字，邮寄回高通，想不到，由于地址不全几天后被邮局退了回来。这样一拖下来，决定还是留在全球星，完成我一手打造的全球星计划。

　　1993~2000年间，全球星和高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全球星在资本市场中筹到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并在世界各地有7大合作伙伴和主要股东，其中包括法国电信、美国的太平洋电信、英国沃达丰、南韩的现代集团及中国的邮电部。

　　此时，高通在全球的发展也很快，高通的CDMA在北美、南韩开始有了显著成绩，但由于老雅各布的为人，搞得高通在中国的口碑甚差。

　　2000年2月初，老雅各布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商谈中国业务之事。我傍晚到了他家，当时在场的有高通总裁索马斯，雅各布的太太琼和我一个姓谭的朋友，大家交换了一些有关CDMA在中国的情况。

　　3月29日，我收到了高通的聘书，任命我为高通副总裁及高通大中华区总裁，7月份，我正式成为第一任高通大中华区总裁。

　　高通中国不正之风盛行

　　高通公司在外表看来很体面，又赚钱，但进入高通内部，才知道其管理之混乱。高通内部有一种说法：“老雅各布直接管理公司每一个员工，甚至清洁女工。”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都知道这一秘密，有什么事只要老雅各布点头，一定可以拿到公司资源。所以大家都走老雅各布这条门路，导致公司内部管理混乱。高通中国及亚洲部更是乱轰轰，不仅有“总裁派”、“太子派”内斗，更有高级人员用公司的钱过腐化生活，收回扣，索要礼物，更有甚者，伪造学历，夸夸其谈，到处骗人。

　　有一次高通中国部主管报销差旅费，仅在香港一晚，费用竟然高达2万多美元。经过调查，发现是他与一些狐朋狗友在香港大富豪夜总会花天酒地，一晚花掉的，回来报账，理由是招待中国客户。

　　这一主管不但用公司的钱到处花天酒地，还到处扬言他和国内运营商的主管都是“哥儿们”。当这些谣言传入业内时，不仅严重损坏了高通的形象，更损坏了国内公司的声誉。

　　另一位亚洲部主管与香港、越南开赌场的人混在一起，据说是希望和这些有势力的“黑白两道”人士合作，把CDMA引入越南。有一次雷鸣和这位主管在香港某餐馆用餐，看到一人背着一袋很名贵的新高尔夫球杆，向这位主管说：“某董叫我把这套球杆送来给你，是直接放这儿，还是放到你房间”。那位主管就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对不起，便领那人回房间。这个送礼的人大概是新手，送礼或行贿哪有当着外人面的。

　　还有一位中国主管到处吹嘘他是中美两国双料律师、法律专家，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代表，在中美两国都可以“通天”。据后来调查，他既不是美国名牌律师，也没有中国律师执照。不仅不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代表，更与中国政府无关。2000年他曾向北京司法局申请成为中国律师，遭到拒绝。这种虚浮造假事件被中国政府、客户知道后，使高通的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损害。

　　另一位在中国的高通主管，借装修中国办事处及北京CDMA中心的机会，利用承包高通项目的香港承包商，设计并改建自己在美国的家，不但用香港承包商的资源，还通过香港承包商把大批中国的建材、门窗，甚至门把手、洁具都从中国运到美国，挪为私用。当香港的承包商到美国高通总部报告工作进度时，还特意到这位主管家“审查”装修质量，香港承包商当然把所有费用全都算在高通公司的账里。

　　还有个别中国部主管向中国厂商索要回扣，因为联通CDMA上马，厂商都希望能得到CDMA芯片的及时供应。但CDMA芯片的供货很紧张，有些高通芯片部门的主管便向中方索要回扣才肯供货，这又使高通在中国的形象搞得更差。

　　中国高通内部的财务管理更是一团糟，很多主管上下兼得，贪污公款。自己买了房子用亲戚朋友的名义高价租给公司；自己买车子，借别的公司名义高价租给公司。公司内部完全没有资金审批、核查制度，完全没有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制度，在中国的一些中国雇员及华人的高级主管都有“买办式”的精明——就是抓住了一两个高通总部的美国白人，最好是犹太人主管做他们的靠山。当这些白人“靠山”出差到中国时，这些“中国买办”便借机带他们去夜总会及高级娱乐场所挥霍，反正都会报公账，吃饭、喝酒、娱乐、送礼不在话下。一旦这些白人“靠山”成了“哥儿们”，或是有把柄在他们手中，公款就用得更容易了，这些白人靠山更会在美国总部为这些“买办”美言，使这些“买办”更容易“升官发财”。可怕的是，高通在中国完全没有财务、人事制度，这样下去，高通会更腐败，高通在中国的形象会更差。

　　整顿高通中国得罪”太子党”

　　高通虽然没有人事财务管理制度，只要有靠山就可以乱花钱。但有些时候，反而该花的不花，不该花的乱花。

　　有一次高通邀请一政府官员访美考察CDMA的进展，该官员在飞机场被小偷偷走钱包，钱包中有朋友托他来美国买药的几千美元，这官员十分懊恼。当时几千美元对国内人士来说已经很多了，我便建议老雅各布把这部分钱由高通补偿给这位官员，但老雅各布执意不肯，又找公司律师，又找顾问，最后还是不同意。我当时想，这位官员是受高通的邀请来考察CDMA，虽然高通在道理上不需要为他丢失的钱负责，但从人情上也需要负一定责任。何况如果他在考察期间一直心情忧虑，对CDMA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影响，我就自掏腰包把钱垫上，后来这位官员不但顺利完成了他的工作，我们也成了朋友。老雅各布身家亿万，区区几千美元也不肯拿出来，实在是太抠门了。

　　我到任中国公司后，一方面要全力以赴，使CDMA入华；另一方面要整顿高通中国内部的财务及人事管理，便聘请了一些财务及人事方面的专业人员，让他们设计出一套有关财务人事管理的规划及流程，一方面与总部的制度接轨，另一方面能有一定灵活性，适合中国情况。

　　这些管理的规章制度与流程，能尽量减少员工营私舞弊的机会，但也绝了不少人的“财路”，同时也限制那些“买办式”的员工向他们的靠山“送礼行贿的机会”。这些措施令我在高通中国和高通总部树敌很多。

　　2001年初高通内部改组，所有国际业务由四太子杰夫主管，这是老雅各布加强两个儿子对公司控制的重要一步，杰夫也成了雷鸣的老板。杰夫是老雅各布夫妇最小的儿子，最受宠爱，也最贪玩，每次来北京开完会后都要到处游玩。而每次杰夫来北京，一定有““太子党””成员陪他，更有中国部的员工陪他玩。由于我在中国实行的财务管理制度，得罪了不少““太子党””，断了他们不少“财路”，受到排挤。

　　2000年底，在征得高通总部人事部高级副总裁的批准下，我聘请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会计师行对高通中国的财目及财务管理制度作一次审查(Audit)。普华永道是高通总部的审计会计师行，由他来做审计，既有助于高通北京和总部的接轨，也可以帮助高通中国杜绝财务制度上的漏洞。但几个月后，雷鸣忽然接到总部财务部的一封口气非常严厉的命令，要求立刻停止普华永道的审核工作，并把审核得到的资料马上送回总部。

　　这一次变故，让我知道这次审计得罪了高通总部某些有背景的人士。

　　而另一件事的发生也给攻击我的人制造了借口。2001年初，中国概念股特别是像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营业欠佳，收入不好，股价跌得很惨，有时跌到低于1美元，当时在香港的中国网(China.com)手头上现金很多，就想联合一些战略伙伴，收购(或合并)新浪网(Sina.com)。当时中国网的人找到我，我觉得机会不错：第一，当时准备一起合资收购新浪网的伙伴有中国网、美国在线(AOL)、日本DoCoMo和高通。这几大公司联手收购新浪，不但可以在固网互联网上建立亚洲最强大的门户网站，更可以利用高通及日本DoCoMo在移动通信上的力量，在2G或3G的移动互联网上成为霸主；第二，新浪网的主要股东之一——四通，也大力支持该收购(或合并)方案，四通的段永基告诉我们，他本人支持此次收购，也认为可以说服新浪的董事会及当时的CEO王志东接受提议。于是我便把该收购方案提交给老雅各布和杰夫，那时老雅各布刚到香港，我还安排了中国网的董事长和他见面。会后，老雅各布便说：“我们自己就可以把新浪买下来，为什么要和中国网及美国在线那么多人合伙？”我只好向他解释每一个战略伙伴的独特优势和合在一起的强大优势，他听了没有回答。后来，我又安排高通和美国在线及日本DoCoMo会面，但老雅各布一直没有表态，后又因段永基不能说服王志东接受被收购或合并的提议，所以整个方案只能作罢。(新浪科技注：该段内容未得到新浪公司证实。)

　　后来才知道，有一位华人副总在老雅各布和杰夫面前诬告我，说我和中国网有暗中交易，为了私利才向老雅各布推荐这一提案。老雅各布才不赞成与他人一同收购新浪。回想此事，不禁觉得好笑，今天新浪已成为中国3大门户之一，股价已升到二十几美元，如果当时老雅各布接受我的意见，高通不仅可以在中国生根，还可以在股票上大赚一把，更可借助新浪网这个平台，在移动互联网上大展鸿图。由于老雅各布听信小人谗言，怀疑我与其他公司有暗地交易而错失大好机会，实在是太可笑了。

　　7月17日，我从中国回到高通在圣地亚哥的总部开会，先到人事部处理一些事情，人事部的副总恭祝我成功地完成CDMA入华，并说公司知道我工作很辛苦，准备送我和家人到一地方度假。

　　7月18日，我与老雅各布单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回顾及检讨高通在华的发展及前途，老雅各布极力称赞我在中国的工作，说我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晚，我听到一些消息，说高通总部准备把我换掉，说是已经从外面找到了替代的人选。第2天，我与杰夫在他的办公室单独开会，讨论高通在中国的发展计划。我问他：“杰夫，我听到一些谣言，说总部准备把我换掉，我希望这只是谣言而已。”他却回答说：“是，我们正准备把你换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需要告诉你！”我抬起头看着他，可以说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一副傲慢、无情的脸，在他眼里，我既看不到善意，也看不到恶意，我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佬(Chinaman)，他可以花时间请你来，也可以用完一脚踢走，不需要告诉你任何理由。他对我的工作、前途，甚至我的家庭都有着生杀大权，只是因为他是老雅各布的小儿子，四太子。我又问他：“我可以和老雅各布或东尼(当时的首席运营长和首席财务长CFO&&COO)讨论一下吗？”杰夫说：“随你便。”我回过头去找老雅各布，他对我说我的事由杰夫一手负责，推得一干二净。我又去找东尼，他也说是杰夫的决定，暗示我如果服从了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在高通其他部门安排我的工作。

　　当天下午，我去见主管人事部的副总裁沙力文，他是人事部的老手，绝口不提我为高通在中国取得的成绩，也不再提送我及家人去度假，只是一再暗示如果我服从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作适当安排。如果我要自己辞职，他们也可以帮助我找别的工作。我对他说：“一年多来，我为高通在中国的工作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现在终于使CDMA进入中国，不但得不到任何奖励，反而还要被撤掉，我只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说是我的工作不够好，我可以改进，如果你能指出我在工作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也可以自动辞职。”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祷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在每一件事中，甚至在人间的悲剧中，在人受折磨时、受苦时，神都有他的美意。我把《圣经》打开，有一句话映入眼帘：“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我问自己：“我若继续为雅各布家族卖命，若赚得全世界的钱，但赔上自己的灵魂、人格尊严，有什么益处呢？”当我给自己的答案是绝对否定时，便安然入睡。

　　第二天，我离开美国回到北京，走前打电话给人事部，告诉他们我还是不了解他们的决定。

　　8月25日，我在北京，杰夫打电话正式通知我将被撤职。不久又传来，替换我的人最后决定不加入高通，另谋高就。

　　9月11日，我在北京电视现场转播上看到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全美航线停飞。

　　9月12日，接到杰夫E-mail，命令我马上回总部做交接工作，不管当时全球各航线多混乱。

　　9月26日，我回到高通总部，人事部的沙力文拿过来一份由首席运营长兼首席财务长东尼签字的信，通知我“高通已终止与你的雇佣关系，并撤除你在高通及高通中国的一切职务”。我谢谢他，把办公室内的私人物件放在行李袋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高通总部。

　　2个月后，我接到高通律师的一封信，说我尚欠高通10万多美元的税金(美藉人员在海外工作，有时候公司会先垫付一些所得税金)，但信里没有任何证据及税金的计算。我很惊讶，身为高通律师，他居然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书面证明，就可以发公函说我欠高通10万多美元。我也开始体会到一些厂商收到高通律师有关专利或知识产权的恐吓信时的心情。

　　一个月后，接到高通会计师行普华永道的信，通知我说，不是我欠高通10万多美元，而是高通欠我一万美元，因为高通多扣了我的税。信中附上详细的计算方法及分析，真是有多么烂的高通，就有多么烂的高通律师。我倒要谢谢他让我能有机会把高通欠我的一万美元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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