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产部被谁俘获 访胡鞍钢3G报告反驳人阚凯力

　　黄婕 NBD报道

　　1月20日，一组名为《中国3G世纪报告》的系列文章再次牵动了世人的视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在文章中疾呼：信产部已经被某些利益集团所“俘获”，中国不应再在上马3G问题上拖拖拉拉。

新年新功夫 彩玲下载 投资一万，回报百万？ 拿什么祝福你我的朋友 拿什么祝福你我的朋友

　　此言一出，业界哗然。第一个“跳”出来对此“反驳”的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阚凯力教授。“要么缺乏事实依据，要么脱离中国国情。”对于胡鞍钢的此番言论，阚凯力表示“实在不能同意”。

　　该不该尽快上马3G？信产部究竟有没有被“俘获”？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阚凯力教授。

　　《每日经济新闻》：胡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有关部门不开放3G市场是出于国家安全、军用的考虑，认为我国自主研发的3G标准TD-SCD-MA技术还未成熟。所以他呼吁民用和军用特需应分开，先在民用领域采用国外的技术标准。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观点？

　　阚凯力：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到这种说法。在电信业对3G的讨论中，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把军用作为3G决策的考虑因素。

　　《每日经济新闻》：外界一直关心3G市场何时启动，胡教授的观点是越快越好，您怎么看？

　　阚凯力：胡教授的报告里提到，3G市场的成熟不是取决于自我技术成熟不成熟，而是取决于需求市场是否存在和成熟，这个观点我完全同意。但是，中国现在启动3G市场的环境成熟了吗？胡教授并没有回答。

　　我认为，不但中国，连国际3G市场是否成熟都要打一个大问号：第一，目前世界上所有的3G运营商都在亏损，这本身就说明3G市场的需求不足。第二，国际上开始3G运营的地方，绝大多数业务仍然是话音，高端3G业务到现在都没开展起来。

　　再从国内看，联通号称2.75G的CDMA1X已经开通了几乎所有3G业务，但是网络容量严重空闲，而高端业务的使用更是微乎其微。结果投资680亿，换来的却是连连亏损，进退两难，公司高层都不得不承认它“超前于市场需求”。

　　因此，国际国内的现实都充分证明，对3G特有的业务需求仍然严重不足，启动3G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国家还要再为3G投资几千亿，背上一个更大的包袱吗？

　　《每日经济新闻》：胡教授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3G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带来纯增量市场，这也是胡教授认为3G必须尽快上马的一个理由。您认为他的这个论述是否成立？

　　阚凯力：稍有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在任何行业投资，都会带来就业机会。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就曾经讲过，要想增加就业、提高GDP，政府只要今天花钱雇人挖沟，明天再雇人把沟填平就可以了。但是这是有效投资吗？为3G投入几千亿，当然能促进就业。但是如果没有需求，就成为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还不如用这些钱去开发西部、去搞环保、去办希望小学，不但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造福子孙后代。所以，是否创造就业机会，与该不该上3G没有必然联系，把这两个问题扯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

　　《每日经济新闻》：那么，是不是谈行业竞争也没有意义呢？胡教授在报告里提到，中国电信业的“世纪病”造成了目前运营商ARPU值(每用户平均业务收入)下降的问题，并且提出第二代移动通信将逐渐进入稳定期，需要新的技术来推动移动通信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阚凯力：去年我就说过，盲目追求ARPU值是移动运营商的一个误区。以前一个“大哥大”要几万块，ARPU值当然高了，但是有几个人用得起？现在ARPU值为什么下降？因为打破垄断了，竞争激烈了，资费下降了，平民百姓能用上手机了。所以，现在的ARPU值下降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的。

　　《每日经济新闻》：我们注意到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现有电信管制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可能被受管制产业所‘俘虏’，其主要原因是管制机构和被管制产业之间存在一个‘旋转门’(revolvingdoor)，即管制机构的不少官员来自于被管制产业，也有一些官员离开管制机构后又回到被管制产业，从而在管制机构和被管制产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信产部真的被有关利益集团“俘获”了吗？

　　阚凯力：信产部被俘获？被谁俘获？被运营商？设备商？还是谁？自前年以来，国有企业都划归了国资委，信产部对人、财、物什么都不管，信产部有什么利益？利益怎么来？信产部1998年才成立，才开始政企分开。

　　现在我国政府各部门的干部大多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很多人也是从国企出来的。不但信产部，从发改委、国资委甚至到国务院，哪个部门不是这样？政府对行业的管理，还需要对行业熟悉的人管理。中国人不行，难道去请“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