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电联战略分析师：欧洲3G缘何落后日韩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印度市场增长最快，而目前非洲市场却是投资回报最高的。”经常到全球各地出差、调查和研究各国电信市场的国际电联(ITU)战略与政策部门分析师Lara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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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日，Lara被一年一度的“通讯业香港圆桌论坛”邀请到场做演讲。而她显然被香港正在兴起的3G服务打动，对香港的模式倍加推崇。

　　会后，Lara和在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从事研究的美国教授Jeffrey、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徐岩共同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欧洲3G为什么落后？

　　《21世纪》：欧盟已经采用WCDMA作为统一的3G标准，而且很多运营商已经推出了3G服务，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Lara：欧盟统一规定由WCDMA作为3G标准，正是技术融合统一的一种明证。有人抱怨说这有点过于严格，有一部分运营商有所反弹，但由于WCDMA被视为是GSM的一种自然过渡，所以并没有在业界引起太多争议。

　　欧洲电信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收取了过高的3G牌照拍卖费用，却没有把这些钱用于电信业的继续发展，而是用于偿还债务，所以对电信业打击比较大。不少电信运营商现在感觉财务负担沉重，无法继续经营，又把3G牌照还给了政府，其他的一些运营商也在苦苦挣扎。

　　另外，运营商之间的协作并不如欧盟委员会所预期的那样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一是内部接入费用过高，一些运营商为此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在因特网的接入方面也是如此；二是国际漫游费用奇高。你知道吗，我非常羡慕香港的手机用户，他们可以使用非常便宜的漫游费用。但在欧盟内部，这个漫游费是很惊人的。

　　《21世纪》：欧洲有没有想过如何来解决高漫游费这些问题？

　　Lara：现在欧盟委员会已经介入了，希望通过委员会的介入，使竞争性加强，最终降低高昂的漫游费用，免得终端用户深受其害。但是这种努力遇到各种困难。

　　要知道，这涉及运营商之间甚至运营商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同，这种合同是商业性的同时具有保密性，可想而知，在标榜市场经济自由化与民主的欧盟内部，欧盟委员会要介入这种合同会有很大的难度。

　　但在欧洲，技术融合的步伐还没有走到尽头。虽然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正逐渐统一，但它们内部要实现完全融合的统一标准，目前看还不太现实。

　　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重要机构，ITU一直在努力推动全球电信业发展。ITU是业内惟一一个全球性的机构，但并不是一个监管者，并不具有强制性功能。

　　徐岩：欧洲有一个问题，2G供应商现在采取“能拖就拖”的态度，认为“没有必要、没有义务”过早地进入3G。而和记没有2G网络，因此在欧洲是惟一比较“进取”的运营商。正因为此，欧洲许多运营商非常“恨”和记，假若和记不进入欧洲市场的话，或许他们可以再拖3年。同理，和记现在对香港3G也不是非常积极，因为，它仍旧可以靠2G赚钱，没必要把2G用户升级为3G。总的来说，这是个利益平衡的考虑。

　　《21世纪》：在3G上，日本一直走在世界最前列，现在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欧洲，这是为什么？

　　Jeffrey：首先，日本的手机更符合客户的需求，这也是日本迄今在3G方面远远成功于欧洲的原因之一。日本早在1999年2月就推出了更符合消费者3G需求的手机，而欧洲直到2002年才开始有所动作。

　　其次，日本很重视增值业务的发展，这方面的努力比欧洲提前了三年。增值业务为运营商带来了滚滚财源，有助于其后续发展。

　　第三，早在1999年2月，日本的手机就可以阅读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而欧洲至今尚未实现这项功能。

　　第四，与阅读电子邮件同步实现的是SMS到PC的商业运用，这个功能美国在2002年才实现，而欧洲直到2004年才由沃达丰推出这种服务。这项服务非常重要，但是欧洲在这方面落伍了。

　　最后，在定价方面，日本的SMS短消息收费不到1美分，而欧洲高达5-10美分，大大限制了客户群的发展。

　　当然，日本人似乎也更习惯于接受3G。这与日本原来2G时采用的技术标准有关，KDDI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标准从CDMA发展到CDMA2000，再到CDMA2001，最后采用WIN，一路升级顺畅。因此它的客户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增长，其市场份额从2003年以前的25%猛增至2003、2004年的50%。

　　Lara：欧洲的手机有一些服务并不完善。比如你想到达一个页面，就必须不断地点击选项，而每个选项间会有3秒的时滞，这对多媒体用户来说是很让人讨厌的，而我发现日本在这方面好得多，用的是下拉式菜单，你可以很快选定自己需要的内容。

　　《21世纪》：在3G上，韩国和日本的发展都走在前面，他们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有无借鉴意义？

　　徐岩：在协调2G和3G这方面上，这两个国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但日本的情况不太一样，它的起点很高，因为它在使用2G的时候，实际上采用的是2.5G，能够支持许多数据业务；

　　此外，日本有其独立的技术和标准，而“独立的标准”培养了一些人对移动通讯数据的依赖和应用，因此在推行3G时就很顺畅。从消费模式角度看，实际上是顺理成章的事。

　　事实上，日本现在许多通讯应用不是移动业务，而是携带业务。例如日本现在应用的mobile payment其实跟香港的“八达通”差不多。日本政府要求把八达通的芯片放在手机上，然后带着手机去交钱，这并没有借助移动网络来交钱，我认为称之为便携式(potable payment)更确切.

　　而韩国移动通讯在2G和3G之间的应用并不是很广。

　　“中国的眼光要长远一些”

　　《21世纪》：你认为哪个国家的电信市场最有增长潜力？

　　Lara：总体上说，我认为亚洲市场最具增长潜力，这儿人口众多。特别是中国大陆已经是全球拥有手机用户最多的一个市场，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了。而最具增长潜力的也许会是印度市场，印度人口也很多，但是手机普及率却不高。

　　再看日本、韩国，是全球最早采用3G手机的国家，移动通讯技术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特别还要提一下香港，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市场，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手机普及率居然超过了100%，已经达到106%，这说明每个香港人平均拥有不止一部手机。

　　《21世纪》：香港是个小地方，但运营商却将超过6家，你觉得这种竞争是否合理？对地区通讯产业发展是否有利？

　　Lara：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并不清楚这些运营商的个别状况以及它们的财务数据。但是从它们的服务推广来看，效果是不错的。也正是竞争者众多，它们会想方设法留住用户，并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据我看，其他国家有的只有一至两家移动运营商的，在留住客户方面的能力就不够强。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运营商们不但得考虑，应该如何留住客户，而且要考虑，应该如何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好让客户多支出费用，实现增值。这方面，香港最近推出的“跟我来”定位功能就是一个例子，而在日本，利用手机，可以实现在超市付款，或是实现定位，其运用已经非常丰富。

　　《21世纪》：全球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了3G业务，您对各地的发展情况各有什么评价？

　　Lara：我发现亚洲的移动运营商提供的内容更多元化，在这方面，似乎欧洲已经落后了。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的语言并不统一，但在亚洲市场，同一市场上的手机语言却是基本统一的，比如中国的手机就用中文或是英文，日本的手机就用日文，也接受英文；北美在这方面更优势，可以完全通用英文。

　　但在欧洲就不行，欧洲现有过16种的语言，你很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实现用一种语言共存。我想现在欧洲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向日本等亚洲国家学习。”

　　《21世纪》：在全球的电信市场中，你认为哪个市场现在最有投资价值？

　　Lara：我认为应该是中国和印度，而且非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市场。

　　《21世纪》：你对非洲这个市场怎么看的？

　　Lara：我刚刚从肯尼亚回来。非洲一个很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这儿的移动通信技术普遍比固网要更广泛更快。因为那儿原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电话，与其再去挖掘布线，安装固网，还不如直接安装移动通讯设备成本更低，因此移动通讯在那儿广受欢迎。其实，就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当地的固网并不发达，不如直接安装移动网络设备。

　　《21世纪》：中国还没有发放3G牌照，而且一直还在争论之中，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Lara：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仅仅关注于一两种技术可能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关注行业内的技术发展。例如，有一些技术可能更适合未发展的市场，有些技术可能更适合人口稠密的市场，有些技术可能适合在郊区或农村使用，也有些则可能更适合于城市。

　　对于3G来说，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把互联网与移动通讯相结合，我现在正想，是否未来的发展应该能实现3G和WMAX在同一手机上的联合运用，如果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会是个突破。

　　《21世纪》：通讯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很多人也越来越感到没有隐私，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Lara：我在这个行业许多年了，真是亲眼目睹了这个行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特别是手机的普遍，让人们更加紧密联系，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当然，凡事必有利有弊。手机技术的发展，将来用户将更容易被定位或是泄露隐私。运营商们把客户的对话保留4-5年，你很难说他们会不会把这些信息，甚至一些个人信息传递给第三方。另外，在3G技术发展之后，如果双方同意，是可以相互知道对方的位置的，但这也涉及一个问题，如何保护个人的手机信息安全，如何避免个人隐私以及行踪被泄露，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21世纪》：你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Lara：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大众的利益。我最近刚刚组织过一个研讨会，跟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习惯于”暴露我们的隐私？而且，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习惯这么做？我们有必要走在技术发展之前考虑这个问题——要知道，现在技术日新月异，监管水平赶不上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超过了监管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超过了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社会角度，从个人情感角度出发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21世纪》：您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两全吗？

　　Lara：RFID射频身份验证已经是一项正在采取的技术，它在你的皮肤下注射，将你的身份证号以及个人信息(例如信用卡号码)通过注射植入你的皮肤下方。目前，一些VIP客人在酒吧消费时如果不愿意用现金，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当他们潇洒出门的时候，酒吧会自动从他的信用卡上扣除费用。这是个令人眩目的行业。

　　徐岩：RFID速度很慢，也没有移动性，但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能够保护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