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我记得最早是出现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如李肇星、沈国放、孙玉玺、孔泉、章启月诸君，他们过去或现在就是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后来，中央和地方不少部门和单位都陆续地实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民主政治和公开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然而，什么事情几乎都有自己的反面。问题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
重庆为何也要推行“新闻发言人制”？——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解释说，目前重庆还没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新闻发布很不规范，对外宣传口径不统一，影响了重庆形象。不说我也知道，当一件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各路记者蜂拥而来，采访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真有假，有褒有贬，极易混淆视听，误导受众。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后，想必记者再不用东奔西跑采访张三、李四了，只要听听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抑或取回一份专门材料即可，此举可省却许多麻烦，防止有人造谣中伤、降低政府威信。(转引自李忠卿：《新闻发言人制是一种言论垄断行为》，见
人民网／网友说话，2003／01／26)
对于张部长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对外宣传”的提法，令人费解，至少容易引起歧义，——按照一般习惯，我们平时所谓“对外宣传”，那是指对于“国外”而言，而不是对于国内、省内甚至是本市内的组织和个人以及记者人等。
其二，“发布新闻”通常是公布事件的事实真相，昭告天下，似乎勿须“统一口径”；“统一口径”的说法，总是给人以某种程度的“弄虚作假”或不真实的感觉，以不用或少用为好。
其三，对待“各路记者”的态度问题。张部长担心地说，当一件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各路记者蜂拥而来，采访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真有假，有褒有贬，极易混淆视听，误导受众。——坦率地说，我没有想到一位宣传部长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是的，近些年来，每当出现重大事件，往往出现“各路记者蜂拥而来”的局面，但我想，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不错，记者采访时会听到“各种声音”，这也是很正常的，从总体上说，这也是好事，可以听得更全面一些，避免“片面性”。至于谈到消息来源的“真假难辨”、“有褒有贬”，记者报道“极易混淆视听，误导受众”的忧虑，我觉得有些言过其辞，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记者报道中“混淆视听、误导受众”的情况肯定有，但毕竟是极少数。要知道，我们的新闻监督或舆论监督，近年来才兴起来的，才刚刚起步不很久的呀，目前及今后我们应该是更多地鼓励新闻监督，而不是相反。
其四，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记者就可以“不用东奔西跑”地采访了吗？张部长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后，想必记者再不用东奔西跑采访张三、李四了，只要听听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抑或取回一份专门材料即可，此举可省却许多麻烦，防止有人造谣中伤、降低政府威信。——恕我直言，此等高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按照这种说法，我看我们的记者队伍完全可以大大地“缩编”、甚至干脆取消记者也无为不可了，因为“只要听听发言人发布的消息”或者“取回一份专门材料”(大约是“统一口径”的材料)，就行了。如果是这样，全国都用新华社的“通稿”，岂不是更省事、“省却许多麻烦”了吗？各地方还用那么多的记者干什么？我认为，即使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记者的确可以减少一些东奔西跑的时间，但也还是需要“东奔西跑”的功夫，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勿需多说。
其五，维护“形象”问题。的确需要注意“防止有人造谣中伤、降低政府威信”的举动。但我认为，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除了官方提供消息之外，还应该鼓励记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准确地报道事实真相，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从而才能更有效地杜绝或减少“小道消息”；否则，单靠限制记者采访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那可真的要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了。
总而言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好制度。但愿不至成为某些地方或部门封锁消息的“借口”和应对记者采访的“挡箭牌”。
(网友：华中师范大学王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