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艾滋针谣言为何不断

　　郭晓科 本报记者于春

　　从2001年起，关于艾滋病患者用毒针扎人的谣言在很多大城市流行，但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艾滋病感染者故意用针具造成他人感染的事件。那么，谣言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听听学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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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2006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了我国各级政府、医院、学校、企事业单位不得歧视艾滋病病人，但如果媒体歧视艾滋病病人该怎么办？”景军问道。景军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致力于艾滋病政策研究。他指出：“新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十九条涉及新闻媒体，规定了媒体的义务。”

　　扎针传闻无一人属实

　　景军说，有关艾滋病病人扎针的谣言第一次是2001年发生在天津，后来警方辟谣。无独有偶，就在2005年艾滋病日之后不久，艾滋病患者用毒针扎人的谣言又一次出现，涉及上海、深圳、福州、温州、南京、西安、银川、济南、兰州、南宁等大城市。上海传闻说，来自新疆的艾滋病感染者，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用带有病毒的针管扎人；南京部分市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告诫收信人最近城内有一帮艾滋病感染者把自己的血打进针筒，看谁不顺眼就戳谁；深圳盛传不法分子使用艾滋病针袭击城东门几所学校并造成两名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虽然都是无中生有，但2005年的谣言所涉及的城市数量及人口规模远远超过2001年的天津。

　　社会个别人用手机或互联网编造、扩散艾滋病针谣言与我国部分新闻媒体的不负责任有系。景军介绍，至今我国警方还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蓄意扎人以制造社会恐慌的案例，但我国却有媒体一直不断报道所谓艾滋病感染者扎针报复社会的事件。他说，文章所涉及的犯罪人物其实是谎称的艾滋病感染者，手里握的注射器或注射针头根本没有感染病毒的血液。有个别艾滋病患者曾威胁用针扎人，但实际连针头或针具都没有握在手中，而是以要扎人的宣称作为恐吓之词。当然，警方在打击吸毒贩毒活动时的确会遇到一些静脉吸毒又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搜身的时候有过被针头意外刺伤的案例，但不属于故意伤人案。

　　他说，所谓艾滋病感染者有组织地扎针伤人事件或一个感染者故意用针具同时造成他人感染的案件，这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谣言会有人信?

　　“艾滋针”谣言从2001年流传至今，在许多城市都发生过。尽管最终都被辟谣，但再次出现这种谣言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又会轻信？景军说：“谣言赖以孳生的条件是社会成见。媒体不断报道艾滋病感染者意欲报复社会，并采用隐蔽的突然袭击方式伤害老百姓，这种媒体诱导是公众听信‘艾滋针’谣言的直接原因。”他同时说，“在每次艾滋病扎针的传言演变成恐慌的时候，一些医学专家在电视台、报纸上反复解释病毒不可能在空气中存活，必须达到多少量才能导致感染等等。这种试图从科学角度安定人心的做法效果很小，复杂的科学解释反倒不如公安人员和政府的简单说法有效：就是几个坏人在捣乱，使用的针管里面都是红药水。”

　　景军指出：“医学专家的最大败笔就是没有去解释为什么艾滋病病人不可能到处去用毒针伤人，尤其不会成群结伙地集体扎针放毒。对这个问题的回避形成了对艾滋病感染者有扎针伤人可能性的肯定。而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时刻，这也是公众焦虑之所在。”他还说，“艾滋病扎针谣言的核心就是所谓艾滋病感染者对社会的报复。这种想当然的认定来自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错误认识，但更多地来自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人际信任危机。”

　　景军介绍：“就在《艾滋病防治条例》颁布之前，还有一部分人希望单独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罪，这种呼吁曾反复出现。目前，迫在眉睫的不是立法惩罚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罪，而是立法惩罚那些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传播煽动的、虚假信息的行为。”

　　媒体担负重要责任

　　景军说，2003年启动了“艾滋病患者口述史研究”资料库，研究中发现，我国艾滋病患者在生死问题上想的更多的不是杀人而是自杀，在“口述史”的第一次调查中发现受访者中1/3想到过自杀。该研究还发现，受访者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之后，并没有忙于计划报复社会，而是在考虑如何生存或如何面临死亡。

　　景军说：“他们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很多人很快想到过自杀，之后会拼命隐藏身份，减少公共活动；当身份暴露之后，这些感染者想尽各种办法反抗社会歧视，而这种反抗是以希望能重新被社会接纳为前提。”

　　“媒体应该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而我们少数媒体却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报道更多的是某些不法分子假借艾滋病患者身份威胁或伤害他者的案件，”景军说，“这些报道常常耸人听闻，严重有失新闻职业道德。只能让公众进入社会恐慌，而这种恐慌又让犯罪分子意识到，如果以声称扎针为恐吓是多么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