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近日宣布，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证实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系“有意造假”。黄禹锡当即承认在编造科学数据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宣布辞去首尔大学教授的职务，并向国民道歉(见12月24日《新京报》)。
现年53岁的黄禹锡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在此次造假事件披露之前，他被认为是韩国的明星科学家和民族英雄。从“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科学骗子”，这种大起大落
不仅对于黄禹锡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让整个韩国科学界为之蒙羞，更让人类的克隆科学研究遭受了重创。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既让人震惊，又难免让人为之扼腕。
黄禹锡故意捏造科学数据，显然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甚至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名满天下。因为，鉴于他之前在克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已经拥有了韩国“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等头衔。遗憾的是，深入剖析这起科学造假事件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耀眼的“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促使黄禹锡造假的因素，而这，正是“黄禹锡事件”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这样崇高的荣誉，如此巨大的光环，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也许意味着前进的动力，但更多的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被公众推向“神坛”、被万众顶礼膜拜着的黄禹锡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更突出的成就、更惊人的成果来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些荣誉，来回报韩国公众对他的热切期待。而且，这种回报是“只争朝夕”的，崇高的荣誉和耀眼的光环使得黄禹锡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不能几年、十几年默默无闻。他被荣誉推着、赶着往前跑，他被光环照得心慌意乱，“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成了一名科学家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一名曾经那么优秀的科学家，一名本应该脚踏实进行克隆研究、并有实力在若干年后拿出惊人成果的科学家，为了早出、快出成果而不惜造假。
而韩国公众之所以给予黄禹锡如此崇高的荣誉，正如韩国某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所言，这是一些存在于韩国社会文化中的“急功近利”思维使然。近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于是不少韩国人总是急于以自己的非凡成就，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之下，不论是韩国人将黄禹锡尊奉为“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还是黄禹锡急于拿出成果来为韩国赢得荣誉和尊重，都不足为奇。从一定意义上说，“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才是产生“黄禹锡事件”的深层土壤。
韩国的“土壤”如此，而我们中国的“土壤”与其颇有相似之处。我们同样习惯于将那些取得成就并赢得了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视为民族英雄，将他们请上“神坛”，在他们头上戴上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在有些时候，我们同样片面看重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把民族自尊心无限放大，动辄就将一些成绩提升到“国家尊严”、“民族自豪”的高度；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同样弥漫着强烈的“急功近利”的气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我们同样结出过一些科学论文造假的“恶果”，只不过没有“黄禹锡事件”这样令世界瞩目罢了。
因此，对于发生在近邻韩国的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听之观之，而应以此为鉴，进行深刻的比照。
□晏扬(上海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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