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特约分析孙善清

　　【eNews专稿】6月25日，微软总裁鲍尔默抵达北京。这位有“铁篦子”之称的微软总裁到中国来干什么？据称他将与朱总理以及国家计委的相关领导见面，并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合作项目。

　　有媒体称，鲍尔默此行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修复与中国政府自去年底政府采购时交恶的关系。对这种说法，鲍尔默在昨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表态了：NO！鲍尔默来北京，自有他的深意。

　　一、微软的反思

　　媒体认为，鲍尔默此行的意义在于肯定新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骏为修补与政府的关系所作的努力，意在进一步调整在去年底微软在北京政府采购中落马后与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微妙的关系。

　　但从更高层次看，这并不是全部。透过微软近来一系列的举措，我们可以说，鲍尔默此行是其重塑微软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重塑微软，我们不能不联系到至今仍余音绕梁的围绕着微软的反垄断的官司。虽然，微软逃脱了被肢解的命运，但经此一劫后，微软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发展之展道。

　　当微软用IE打败了NETSCAPE之时，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也开始了。垄断，成了微软摆脱不掉的阴影——仅与Sun公司状告微软一案，索赔额就高达十亿美元！此时，微软意识到，依赖软件垄断利润的传统发展之路已经受到社会的挑战，微软必须重新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2001年11月7日，从比尔·盖茨手中接过权力指挥棒不久的微软CEO鲍尔默在西雅图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上表示，鉴于软件业界目前对微软的敌对态度，微软非常有必要从其垄断案中接受教训，改变其以往做法，从而改善与软件业界的关系。具体的做法就是致力与其他软件公司合作，扶持小型软件公司，加强与独立软件开发商与零售商及软件企业的合作关系，大家携手发展，共同进步。

　　面对“IT业希望微软公司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的要求，2002年3月，在CeBIT 2002开幕式主题演讲中，鲍尔默正式宣布微软公司将设法与IT同行甚至是竞争对手们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合作关系的建设方面，微软将投入双倍的努力”，鲍尔默信誓旦旦地保证。

　　到了今年6月初，鲍尔默终于将这种努力升华为再造微软的新战略。在6月6日发给5万名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用“使全世界所有人和所有企业充分发挥潜力。”这一目标阐述了这个新战略：微软不仅要为全球各地的每一台设备生产软件，而且，还要改善与公司客户关系及与业界其他同仁之间的关系。这种新战略的具体表现，从现在微软的努力看，就是用企业平台级的合作、本地化的策略来冲淡它在操作系统及办公软件的消极影响。有人评价说，1995年盖茨的一份题为“互联网大潮”的电子邮件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微软，使之成为搏击互联网大潮的生力军，而鲍尔默的这个目标也将成为微软的新目标。

　　其实，这并不仅是鲍尔默的思想，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微软高层，都在身体力行地努力改变着。在去年的APEC会议上，比尔扔掉了那句“软件偷盗”的理论，低下了高傲地头，宣布了被称为国内软件行业的“MBA”的“Architect 2000高级软件研发主管研修计划”。他计划用一年的时间，通过与中国合作，从领先的软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员中培养培养出2000个中国软件架构设计师。并且，比尔还表示，“微软一直致力于与中国的信息产业共同发展，”“将帮助中国培养一大批高级软件人才，从而使中国能发展一个在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都具有地位的软件产业。”稍后，微软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促进上海软件产业发展谅解备忘录”。

　　比尔此举并不是突发善心，而是以他为代表的微软已经感觉到了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去年年底，微软在北京政府采购中落马，就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征兆。修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改善微软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为微软从软件销售到服务商角色的转变铺好基础，就成为微软的当务之急。对微软中国来讲，销售几套软件已经无关紧要——毕竟，在2000财年中，与微软全球总销售额高达253亿美元相比，中国不足1亿美元的销售额实在不值一提——而以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为代表的中国的信息化进程却是一块不可想象的大蛋糕。失去了参与资格，对微软来说，意味着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二、高群耀的意义

　　说到鲍尔默来华，就要说到唐骏，谈到唐骏，人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他的前任高群耀。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高群耀在去年底丢了政府采购那块肥肉，不得不黯然离去。

　　其实，这种说法对高群耀来说并不公平。对一个企业来讲，不可能所有的大单都能被自己囊括，即使是微软这样的霸主。另外，微软也不可能仅就一桩丢单事件就逼高群耀离职。即使就采购事件本身，这也不是高群耀的错。当时，他正在休假，这桩单并不是他定下来的。

　　高群耀其实只是微软发展战略调整的一个牺牲品。

　　把与政府搞坏关系的责任推到高的身上也是不公平的。搞好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也一直是高群耀的工作重点之一。“微软在全球的成功必须立足中国，中国的软件业必须走出去…，而微软中国是最好的桥梁。”高群耀这样表示。让中国接受微软，让微软了解中国，一直被高群耀看作是肩头上的最重要的任务。“商场绝非战场，前者是大家可以合作，后者是拼得你死我活，”如何把中国软件市场做大，才是最重要的。他这样认为。

　　为了“全球观、地方化”，高群耀称：“过去两年，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事实上，去年比尔在上海的许诺、今年初与中关村科技、四通等合作成立的中关村软件有限公司都是明证。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高群耀一直表示，在微软中国做得很难。这种难就是高群耀必须在合作与反盗版之间决定一个平衡点。

　　以前几年的“亚都”盗版事件为开始，微软在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充当执法者。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成了当时微软在中国的一项重大任务。这种努力的成就是卓著的，到去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许多单位与企业，不得不放弃盗版的OFFICE。

　　但凡事都是两面的，也恰恰正是高群耀的这种努力，毁掉了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形象。知识产权受到了保护，微软却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因为中国大陆的WINDOWS操作系统绝大多数是OEM的，而昂贵的作为软件出卖的OFFICE不幸遇到了WPS等国产软件。这直接导致了去年底的微软在政府采购中的失利。形象一点说，正是高群耀为微软兢兢业业地守着桃园，但桃子熟了之后，摘桃子者却不是微软。

　　但微软实在不能把丢桃子的责任推到高群耀身上，因为高群耀正是微软产品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在微软没有调整策略之前，他除了帮微软卖出更多的产品外，在提高业绩方面，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于是，他不得不一边在中国公众面前一把又一把地糊着形象之墙，一边又舞着反盗版的铁镐，将这面墙毁得千疮百孔。“微软在中国发展业务、合作和投资都需要与政府有良好的沟通，得到他们的支持。”唐骏所强调的这一点，高群耀并不是不明白，而是很难做到。

　　我们无法要求高群耀迅速适应微软的转型，毕竟，一个再高明的领导者，也很难适应所有的形势。比尔·盖茨退居二线就是一个明证。

　　因而，高群耀的尴尬，事实上是微软在中国政策的尴尬，与高群耀的工作策略关系并不大。或者，设想一下，假如让他的继任者唐骏早几年登上这个位置，难保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唐骏上台，是微软调整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微软在中国面向产品时代的结束。唐骏的成功，标志着微软已经走过雷区，而高群耀，就是那个趟地雷的人。

　　三、唐骏做了些什么？

　　拿高群耀与唐骏相比，我们很难说谁更高明。

　　但唐骏却遇到了比高群耀更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方面来自于微软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国内形势的变化。

　　从国内来看，首先唐骏不必要为了业绩再去抓反盗版。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反盗版的担子开始移到了中国政府的肩上。唐骏尽可以腾出两只手来调合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其次，目前中国信息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也为微软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唐骏上任来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与中国政府协调关系上。也许交流会对微软加入软件协会有帮助，但交流并不是万能的，如果就此把最近微软中国公司频频获得在中国的订单，归结为唐骏已经修补好了高群耀捅下的“漏子”的说法，却有些牵强。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订单(比如说在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电子政务试点工程和“中央粮库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的改建以及国务院信息系统项目)，中标的是以Advance Server和SQL Server 2000等软件为组合的信息化服务，并不是微软在其赖以成家的办公软件与操作系统。唐骏的成功并不代表微软OFFICE的成功，而是微软企业信息化服务的成功。事实上，在企业级应用领域，中国还没有任何一家软件公司有叫板微软的资格。即使从目前国际上的应用来看，在企业级的市场中，也只是几家国际软件巨头垄断市场。

　　退一步讲，假如这几桩大单仍然只是办公软件，那么，微软还会取得如此的成绩吗？不要忘记，去年微软落马并不是因为人们讨厌它，而是它死死地咬定高价格不肯松口，理由就是不能因为中国一个区域而破坏其全求定价策略。那么，现在，它会为了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而松开价格之口吗？虽然中国人很重视关系，但政府会因为“关系”而慷慨地大把大把地扔钞票吗？在去年，因为低价，政府采用了WPS，而在半年后，因为关系，政府又开始多花近十倍的钱买OFFICE。这种逻辑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可疑。

　　不可否认的是，假如要在SUN、微软等国际巨头们相差无几的价格与服务中选择的话，这时的公关就显得分外重要了。有人说，当初微软100%中标上海市政府的信息系统工程项目，与当时身为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的唐骏和上海市政府领导良好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说这几个月唐骏为微软做出了努力，那么这种努力也仅仅只能在企业级服务的项目上表现出明显的作用。“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北京市外经贸委合作。微软在企业级软件平台上有成熟的产品和完善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以此能为北京市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助一臂之力，帮助北京创造出一流的政府办公效率。”唐骏这番话并不是为微软吹牛，微软确实有这个能力。

　　而如果拿6月20日，微软中国与天津市科委在“电子政府”信息化建设、企业信息化方面的合作来看，我们也只能说唐骏利用微软的实力和他的公关能力选准了一个好的突破点。“我会加强与政府的沟通，确保微软在中国做的事情与政府发展软件产业的大政方针相符，使微软成为中国发展软件产业的忠实伙伴。对于政府的信息化，微软也会从价格、服务、培训和技术支持方面给与切实的支持。”这里，唐骏巧妙地避开了他的前任所走的雷区，一味地强调帮中国人发展软件、提供服务这种让中国人听起来舒服得多的字眼。

　　再回到鲍尔默的中国之行上来，我们可以说，鲍尔默此行，与其说是对唐骏公关的肯定，倒勿宁说是对微软中国在服务领域取得成绩的肯定，又是拿服务大单，又是加入中国软件业协会，这都完美地体现了微软本土化、服务化的新战略。不能说唐骏是最出色的，但微软在中国的服务市场肯定是最具潜力的。此时，微软已经看出，仅靠一个唐骏来与中国政府协调关系，其份量似乎明显不够了。于是，鲍尔默亲自出马。一到北京，就与中国计划委员会签署了一个超过62亿人民币的框架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引人注目的是投资中国教育界的“长城计划”：微软要用2亿美元打通教育关！因为软件是人设计的，只要掌握了人才，才算真正掌握了软件的命脉。微软不仅要卖更多的软件，还要掌握未来软件与服务的命门。这才是鲍尔默真正想做的。由此，微软由产品垄断，迈向了服务垄断、标准垄断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鲍尔默把中国作为了他新战略的肥沃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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