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特殊法庭：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实践

　　——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宋鱼水的司法实践

　　本报驻京记者 卢嵘 苏永通

　　“探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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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鱼水的领带扎得很正，在采访过程中，她怕头发不够整齐，突然站起来把头发梳理好。她是一个偏好缜密和细节的法官。

　　宋鱼水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她那堆满卷宗的办公室，就坐落在“中国硅谷”中关村内。在国内，专门设立知识产权庭的基层法院屈指可数。而知识产权庭的有无，曾经是外商是否在中关村投资的一个砝码。

　　自从2001年担任这个职务以来，宋鱼水一直觉得自己是战场上的“探雷兵”——坚定向前，又需小心翼翼。知识产权作为中国法律最前沿的一个课题，基层法官所审理的每一件案件，无论大小，都可能成为以后的司法借鉴，更被外界视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表现。

　　“小搞搞的时候看不出来，但高科技企业做大了，没知识产权保护就使市场陷入盲动和紊乱，也没什么成熟的竞争环境可言。”一位在中关村做成了千万富翁的IT业老板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中关村的知识产权案件逐渐凸现出来——从互联网纠纷，到著作权侵权和侵犯商业秘密等等，这些以往被人忽视的案件，已经越来越大地影响着市场秩序和企业健康。

　　“知识产权案子，刚开始看像乱麻，扯不清理还乱。”2001年3月，身为经济庭副庭长的宋鱼水被调任知识产权庭当庭长。此前她在商事庭工作已十多年，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从未涉及。

　　而知识产权诉讼，涉及的都是和文化、科技、出版等领域有关的“软性产品”，很多诉讼物甚至都是无形的。这对宋鱼水而言肯定是个挑战，她作为一个优秀法官的秉性，就此表现出来。

　　她的同事马秀荣说，宋鱼水能获得同行和当事人一致的尊重和信任，正是由于其钻研和勤奋的结果。

　　宋鱼水到该庭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位作曲家起诉一家企业在电视广告中使用他的歌曲，广告制作者和电视台同时被起诉。为了澄清“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宋鱼水天天跑图书馆，查阅专业书籍，整理法律法规，还和同事马秀荣反复讨论，最后，一份详细深入阐述委托人和受托人为何共同承担责任的判决书出炉，被告非常服气。

　　宋鱼水履新的前两年里，该庭就审结了420多件案子。宋鱼水更在行内获得“专家型法官”的美誉。

　　“啃硬骨头”

　　“办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就像啃一块硬骨头。”宋鱼水笑着对记者说。

　　知识产权庭案件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盗版案件只是一小部分，常常要面对像弹性力学、建筑设计、音乐曲谱等非常专业时问题。按宋鱼水的说法，要断这样的案子，得准备“好牙口”，要成为“通才法官”。

　　2002年，中关村两家公司为了各自出版的“京剧脸谱”剪纸画册闹上海淀法院，民间剪纸著作权如何界定，成为破解难题的关键。

　　经济案件最经不起时间的拖延，为了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宋鱼水及其同事当机立断，在全国首次使用“诉讼禁令”，裁定被告立即停止制作、销售，随即又深入调查、考证。

　　从天津杨柳青到河北蔚县，从美术学院到戏曲学院，宋鱼水和同事们拜访民间剪纸发源地艺人，求教专家教授，最终，一份厚达15页的判决书，以其专业而深入的分析，对民间艺术知识的娴熟运用，令双方当事人赞叹不已。

　　“国外企业要来投资，首先得看你这个地方的法制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宋鱼水说。既关系到经济发展，又关系到国际声誉，基层法官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2002年，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将一家数字图书馆告上法庭。他认为，数字图书馆将他的著作扫描上网并供人有偿使用，已构成侵权。而被告称，他们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快捷、便利的服务，属于“公益性活动”，法律应予支持、鼓励。

　　数字图书馆是否构成侵权？此前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对这个理论上存在争议、实践中也没有先例的案子，宋鱼水与同事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并立足国情，认真分析，最终判决：被告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他们认为，鼓励创造性的劳动更重要——“如果你不保护知识产权，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话，那谁来创造呢?”

　　法律文化的终极思考

　　宋鱼水说，她有一个“问题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教研室的教师李琛。宋鱼水曾经带领庭内的年轻法官，到人大来旁听李琛讲课。

　　在法律文化问题上，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李琛看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基本完成了规则建设，主要的立法皆已具备，而制度的根基——法律文化却遭到忽视，没有文化土壤，移植的制度不可能成活。

　　宋鱼水也关注法律的本土化问题。10多年来，她进行了从学习西方审判经验到把握中国法律特色的审判探索，在她审理的的1200余件各类民商事案中，调解率达70%。

　　她认为，调解和判决相比，更能消除当事人心理上的对抗，便于迅速审结案件，便于执衍，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中国人讲究“和为贵”，调解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满福楼”涮肉是北京饮食行业的一个“金字招牌”。为了这个曾被评估机构评估为价值765万元的招牌，从1999年开始，两个昔日好友闹得势同水火，5年中打了4场官司，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直打到北京市高级法院。尽管财产已经分清楚子，但他们还嫌“不过瘾”，2003年8月，两人又到海淀区人民法院，非把满福楼的招牌给“半儿劈”了不可。

　　这起普通的商标纠纷案，尽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简单，但连番官司纠纷也证明了“劈”的难度：平均分配的话，不但会毁掉这个赫赫有名的招牌，也解决不了问题——论谁败诉，都出不起765万元的一半，哪怕是一半的一半。

　　案子交到宋鱼水手里，她没有选择当庭判决，而是劝双方当事人调解。最后，她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拍卖，结束了这个长达6年的马拉松官司。

　　2004年7月9日，满福楼商标被拍卖出去，不但保住了差点被“劈”掉的金字招牌，这水火不相容的哥俩也终于握手言和。

　　在李琛看来，既然规则已经基本构建，就不能只见规则不见人，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规则实现人的幸福。

　　李琛说：“宋法官是一个有着终极情怀的人，她常常思索判决对具体的人的影响、对行业的影响。法调整的对象是人的活动，如果法官考虑到‘人’，充满悲悯之心，就可能成为正义的实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