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女杰章启月：6年中面对记者一次次“刁难”

　　-本报记者 刘俊

　　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套装，外配一条红白蓝相间的丝巾，简洁、干练，一如她回答记者提问时那样，从不拖泥带水。

　　和以往每次例行记者会一样，2004年12月9日下午2点45分，章启月照例来到外交部新 闻发布厅，宣读了几条简短的外交访问消息，又再次跟台下的中外记者们“交锋”起来。

　　中航油、六方会谈、中日关系……面对记者们一次又一次的“刁难”，她都微笑着点点头，并一一沉着应对。按照惯例，在记者会就要结束的时候，章启月都会补充一句：“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她便会说：“好，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那天，当她回答完第14个问题之后，看到已经没人举手，并没有匆忙地宣布结束，而是说：“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最后说一句话。”这时，有些记者已经开始准备离去，听到这句话，他们立刻又转身把目光“唰”地移回到了章启月身上。

　　“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是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所主持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各位记者多年来对中国外交事业和本人工作的支持。”

　　话音刚落，台下立刻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刻，章启月长达6年的发言人生涯就此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随后记者们纷纷聚拢到主席台前，要求和这位他们颇为敬重的女发言人握手并合影留念。在记者们的一再追问之下，章启月说出了她今后的去向，明年1月，她将正式赴比利时担任大使。

　　从1983年的一名普通译员到即将履新的大使，在外交部工作的第22个年头，章启月迈出了其外交生涯的一大步。

　　未来之路

　　自外交部于1983年建立发言人制度以来，章启月是第18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也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

　　在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提供给《时代人物周报》的历任发言人名单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第一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在新闻司司长之后即被委以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的重任，六年后升任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发言人位置上呆的时间仅比章启月少一年，其继发言人之后的下一个职务便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三年后就担任常驻联合国大使。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是外交部第八位新闻发言人，在这一职位上坐满三年后，他便被派往驻荷兰任大使，此后七年时间内，接连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它驻瑞士国际组织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路平步青云。

　　和前几位老一代发言人一样，沈国放、唐国强、朱邦造、孙玉玺这几位95年之后起家的发言人现在也都身居要职，个个乃一方大员干将。

　　沈国放去年刚刚升任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唐国强在捷克大使这一位置上也已经干了两年多了；朱邦造于今年三月被任命为驻瑞士大使，此前两年，他在突尼斯担任大使，并兼任驻巴勒斯坦国大使；自2002年派驻阿富汗以来，孙玉玺在大使的位置上也一直做到现在。

　　至于章启月会不会像她的前任们那样从此官运亨通，还有待时间来证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人事任免还涉及到另外一方面的内容。据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完泽向《时代人物周报》透露的消息，明年章启月赴比利时担任大使时，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关呈远将可能全权担任中国驻欧盟代表团团长，过去这两个职务一直都由同一个人担任。

　　出身外交世家

　　由于出生在外交官家庭，很多人以为章启月走的路比一般人要顺，但她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并不是一件很优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很艰苦的。”

　　章启月在家排行老四，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三岁那年，父亲章曙就出国了，在伊拉克任职前后长达十年。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工作又很忙，章启月要么跟奶奶住，要么就住幼儿园，有时住在父母朋友家里，“经常是一会儿换这家，一会儿又换那家。”

　　这样的经历对于章启月日后独立性格的形成帮助很大，“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我照顾别人”。洪晃在回忆她跟章启月一起在纽约读书的那段日子时说：“那会儿，章启月是我们的大姐姐,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稳重的一个。”

　　1974年是章启月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响应毛泽东“外语应该从娃娃抓起”的指示，14岁的章启月因此有幸和其他四名联合国职员的子女一起被派遣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学校就读。

　　此前一年，她的父亲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第一批官员被派驻联合国任政务参赞，巧合的是，21年后，章启月也担任了同样的职位。

　　之所以选择从事外交工作，章启月并不认为父亲对此有着直接的影响，“我跟父亲真正在一起，零星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六、七年，而且一般不大谈工作，我的父亲也不太爱说话，所以说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是潜移默化的。”

　　与联合国结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少女时代就跟联合国结下了深厚情缘，章启月此后为联合国服务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七年。

　　正是在联合国期间的锻炼，为章启月日后在外交部国际司和新闻司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信息”基础，如她自己所说：“在联合国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给了你接触各种国际事务的机会，几年做下来以后，你基本上对国际问题都摸了个遍。”

　　1983年冬天，当她以联合国译员的身份再次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章启月的外交生涯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一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

　　第一次接触外交工作，章启月每天都静静地坐在玻璃窗后面“冷眼看外交”。“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那段日子，章启月作为同声传译，每天都要参加各种会议，会议内容的千差万别让章启月必须在前一天晚上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他还没张嘴之前，你已经知道，他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这样你就不会翻错了。没有事先大量的准备，你在现场是翻不好的。”章启月不仅要对当天讨论的议题非常熟悉，甚至对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从这一点来看，跟做发言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她敏锐细腻的工作风格也是在那时养成的。

　　章启月在纽约呆满三年后，又转战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这次跟在纽约从事的工作一样，还是同声传译。

　　发言人风采

　　1998年，经过在联合国和外交部国际司的多年历练之后，章启月被任命为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从此她走到前台，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外国人不会记得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但是他会记住中国的声音，中国外交的声音，我想你既然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你每讲一句话都要负很大的责任。”自从被委任发言人那一天起，章启月就一直告诫自己，只有事前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才能确保滴水不漏，万无一失。

　　除了要将中国一些最基本的外交政策和立场烂熟于胸外，跟外交其他各个地区、业务司的协商也是必不可少，“在记者招待会上碰到的问题，涉及到外交的方方面面，不是一个司、一个人能够面对和处理的。”

　　而仅在内容上做到“十拿九稳”是远远不够的，针对同一条新闻，不同媒体的记者由于立场各异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提问，这就要看发言人的临场发挥水平了。

　　回答问题过程中，章启月考虑最多的就是怎么样使她的每一个表态，一言一行，服务于外交的全局。为了体现中国外交和平、合作、开放、负责的风格，她总是有意地以一种平和、自信的姿态去应对记者的提问。

　　“在坚持原则的时候，并不是要用很尖锐的词，或者是要提高嗓门，而是可以用平和的态度，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钱其琛曾说过的“轻声说重话”给了章启月很大的启发。

　　工作上虽然非常繁忙，但从她的脸上却似乎永远看不出疲倦来，每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时候，她总是那样活力四射，精神焕发。有的时候，她也不忘在办公室里弄小玩意儿来调节一下紧张的工作环境。

　　在章启月办公室的门上钉着一个纸制的圆盘，圆盘被分成了八个部分，分别写着“在四处”、“在二处”、“司会议室”、“部外活动”、“部内活动”、“理发室”、“即回”、“部内开会”等字样。要找她的人，一看箭头所指便知道她在哪儿了。

　　从不“无可奉告”

　　作为外交部自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三位女性发言人，章启月因其女性特有的亲和力而在外国记者圈子里头有着极其不错的口碑。

　　这些年，由章启月主持的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不下100场，跟她打过交道的记者也数以百计，只要一提起章启月，记者们无不啧啧称赞。

　　一位来自西方某通讯社的记者告诉《时代人物周报》，自他被派驻中国以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外交部每周两次的记者会，他是一场都不拉。每次他看到章启月来的时候，心里就特别踏实。

　　“表面上看起来她挺严肃的，实际上她人特别好，对我们十分客气，很和蔼。”这位记者这样描述章启月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多人也因此用“亲切的冷峻”这个词来形容她。

　　虽然有的时候，章启月会婉转地回避这位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非常理解：“她也有她的难处，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她也要完成她的任务，我觉得她是个很称职的发言人。”

　　“名门痞女”洪晃是章启月的同学，她告诉《时代人物周报》：“启月是个透明度很高的人,她人前人后一个样子,在记者招待会上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非常直接,没有什么换脸的必要。”

　　半岛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伊扎特也表达了他对章启月的敬佩之情，“她对我们非常尊重，我们当然也就非常尊重她。”

　　在一次有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扎特在会后试着跟章启月提出能不能腾出一点时间单独接受他的采访。“当时我知道她特别忙，根本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此后，章启月给了他好几次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信任还缘于章启月从来不说“无可奉告”这四个字，“媒体有他的工作，他要带回独家新闻，如果你说一句‘无可奉告’，他像碰到一堵墙，为了完成任务，他可能去找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歪曲的。”章启月如是说。

　　耀眼的发言人

　　-本报记者 刘辉

　　中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会场没有座位，所发布的新闻也只有简短的三句话。

　　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周围站着七八十名各国记者。

　　20多年后，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的钱其琛回忆说，当年的3月24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外交部对此要做出反应，于是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当时，“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的简短声明。”“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中回忆说。

　　第二年的2月，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3月，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

　　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利于对外宣传。

　　5年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外经贸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先后设立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美国政府首创的。上个世纪50年代，白宫设立新闻办公室和发言人职位，借此沟通政府与民众，引导舆论，树立政府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此后各国纷纷效仿。

　　当时的中国较早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1962年5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正式起点是在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同年还举行了“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处理决定的发布会。

　　1993年1月，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在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发布会上，介绍了前一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这是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从此形成惯例。

　　继中央各部委设立新闻发言人后，地方部门也开始这种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促进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老百姓来监督政府，实现政务公开、新闻透明。

　　200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学习。但培训针对的只是简单的操作层面，一些部委的新闻发言人此前担任的多是领导职务，对媒体的了解较少，缺乏全面的经验。

　　相比较而言，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其发言人也最为人所熟悉。这个岗位为中国外交界培养了许多人才，历任发言人几乎全部升任驻外大使。章启月，这位也许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副局级干部，正在走上与前任相同的上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