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画会：雪莲的眼睛

　　一个艺术家，始终在顽固、狂怒地抵制社会对他的同化

　　韩杨@本刊记者

　　站在崖边的伊索在思考，只要他愿意称格桑为主人，他可以赢得生命，以及爱情。但伊索的目光落在远方，他高声呼喊：“给自由人准备的深渊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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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思的关汉卿遇到朱兰秀，目光交汇，关汉卿问：“朱四姐，我敢写你敢演吗？”朱兰秀微微一笑：“你敢写我就敢演。我敢演你敢写吗？”

　　几十年的光阴在艺术家赵文量和杨雨澍略显颤抖地叙述里，仿佛翩然而过。这两出人艺的话剧在无数孤单的夜里被他们记起，并从一遍遍的叙述和重复中获得力量。

　　自由与勇气，是两位老人终其一生的奋斗所追寻的，就像他们喜欢的米兰·昆德拉的话：“一个艺术家，始终在顽固、狂怒地抵制社会对他的同化。”

　　他们的名字叫做无名

　　1959年，在北京熙化美术补习学校，22岁的赵文量结识了15岁的杨雨澍。当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未来的五十年，他们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

　　艺术是共同的爱好。随后，他们又结识了石镇宇。直到文革期间，三人常结伴外出写生，寄情山水。

　　对艺术的爱好，源于审美的自觉。在街道工厂工作的赵文量常常会痴迷于窗外的晚霞。从天车上搬运箱子的刹那，他也不忘欣赏红日落下的美丽。在人民机器厂工作的杨雨澍时时刻刻在欣赏景物，看天空，看绿树，看车窗上闪耀的光影，考虑天地树的构图。

　　而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那一天，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却特意选择去十三陵写生。赵文量把当天的画起名为《八月十八日》，画幅背面写有这样的文字：“此画做完后��我停画45天。到10月2日重新拿起画笔。”

　　在这个时期，他们把画幅缩小，连同绘画箱一起，可以放在工具包里。这个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总是别具特色。画幅大约像明信片大小，而画作质地则五花八门：包装盒、旧杂志��一天，赵文量提起笔，想画上一束花。但当时花影无迹可觅，于是他凭想象在一块三合板上画上花与瓶。暗黄色的三合板，衬着迷离的花影，赵文量心中一动，将这幅画起名为“荒漠”。

　　1973年，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马可鲁、张伟、史习习、王爱和、郑子燕等逐渐融入这个艺术的圈子。在赵文量和杨雨澍的指导下，一群年轻人常结伴去玉渊潭学画、写生。

　　虽然独立于学院派之外，但他们对艺术有自己的追求。按杨雨澍的话来说，艺术并非科学，就像文无定法。而艺术学院当时强调以苏联恰科夫的“素描是绘画准备”，这样的方法非常教条。这就好像在绘画之前先摘除了画者的心和眼，失却绘画的本来意义。

　　1979年7月7日，无名画派的展出引起轰动。人们惊奇地询问，文革期间不是不许画画吗？怎么会留下这么多的作品？杨雨澍的回答是：“没有人说不许画画，是你自己把自己吓坏了！重要的是你要不要画，这是个人的选择。”

　　他们的苦难

　　赵文量的梦境永远是带有色彩的。梦里的绘画辉煌极了，那梦中的景象还会迅速地变化。往往突然间海水一点点往上涌，乘木船顺水而上，突然会到达一个开阔的平台。那里很晴朗、很漂亮，是一个晴翠的早晨。渐渐地，做梦变成一种很有意思的事了。梦醒之后，赵文量会勾点草图，画一画梦中的夜海，这对他来说是件很美的事情。

　　在赵文量看来，艺术家的审美，是一种思想的状态，而非仅仅为生存而存在。而杨雨澍则认为保持独立思考，不为意识形态、政治需要，经济集团、宗教团体左右，是其终其一生的奋斗。

　　1976年，赵文量看到小桌上放了一只空碗，一个苹果，想到文革十年，什么都没有留下，提笔创作了这幅《一穷二白》。1984年，赵文量的母亲病重，那时刚刚有冰箱，他买了哈密瓜来给母亲吃。瓜切好了，母亲不愿吃，赵文量提笔画下这幅静物写生。

　　1973年，赵文量遇到同学的母亲徐亚筠女士。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女、胡适的学生，刚刚被儿女拒之门外。儿子在给母亲的五块钱生活费上写着：“特此恩加五元钱。”母亲拿着这五元的钞票泪如雨下。这个年轻时周游东南亚、文雅美丽的女子，已是头发枯黄的老太太模样，衣服上还印着做饭时留下的油渍。赵文量把她的模样画下来，画作的名字是《诗人》。徐亚筠女士看了画，说：“我一个穷老婆子，没有人要，谢谢你把我画得那么有尊严。”

　　赵文量说，“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困难，生活上的艰苦都无所谓。但这些情感上的苦难，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困难。”

　　他们的心电图

　　当历史转弯向前时，曾经一同写生的伙伴有的出国、有的教书、有的经商，渐渐地，寒暑秋来，又只留下赵文量和杨雨澍两人坚持画画。

　　也会有些新的学生加入进来，有的为了报考美院，有的是为了再进修。两位老人逐渐发现，自己成了锁在别人光环里的那道金边，而纯粹为了艺术而绘画的人太少了。杨雨澍会告诉再来学画的学生：“如果你是凡高，那也不需要我来教；如果你不是凡高，我教你你也成不了凡高。”

　　话虽如此，在他们心里，一定藏着遗憾和怀念。就像杨雨澍最喜欢的诗词境界，不是李白的纵情山水，而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再上层楼，却道天凉好个秋。”

　　在他们芳古园简陋的家中，赵文量先生床前挂着一幅《彼岸》，两只白色的鸽子并肩沿着一条大道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所在；杨雨澍床前挂着鲁迅的画像，他说如今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老年时总爱一个人独处，坐在阳台沉思。

　　在他们的家中行走，要格外小心。走廊里堆满不同时期的作品、近两年画展又添了不少画框，显得房间越发狭窄。窗帘早已裂成碎片、书架上的书也有些发旧，但赵文量和杨雨澍安于现状，他们的注意力不在这些琐事上。

　　曾有画商出高价购买他们的作品，两位没有答应，这是他们的坚守。但2004年，赵文量和杨雨澍借钱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次小型画展。参观的人很多，艺术评论家王鲁湘说，“在今天相对宽松、相对自由、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人性的尊严、审美的自觉和灵魂的清高永远是最可贵的。”赵文量、杨雨澍两位老人没有评价，只是说，他们在那个画展上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如今，赵文量和杨雨澍期待什么时候能到雪山边去写生，那是他们一直向往的地方。看着他们纯净的眼神，你会明白，那是属于雪莲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