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白
昨天，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首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其论文数据造假一事公开向民众道歉，请求得到宽恕。此前，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黄禹锡造假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证实黄禹锡及其研究小组除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其余科研成果均系造假。韩国政府随即宣布取消他的“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
对昔日的“民族英雄”予以如此严厉的处罚，这是黄禹锡在韩国的遭遇。不妨作一个设想，如果黄禹锡还是那个黄禹锡，但是生在我们中国会怎么样？这可能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吧。你我都知道，这个设想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我们的国土上干出黄禹锡那种事情来的人，怕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名字根本没必要点，但凡关心学术界动态的人，谁都知道如今学术腐败者的身份“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要哪个层次的就有哪个层次的。那些如此公开的造假者都得到处理了吗？从汕头大学教授胡兴荣因剽窃事发而引咎辞职，竟然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就可印证我们中国对待学术腐败的处理现状了。有意思的是，有位被指责为剽窃的法学院副院长，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指责，“涉及到权力之争、利益分配”，浑然岔开了话题，毫不理会人家指责的是否事实。
因此，如果黄禹锡生在中国，尽管造假，但命运不言而喻。不用捅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我们谁都明白。套用何祚庥先生著名的“不幸论”来表述，最为一针见血:谁叫你不幸生在了韩国！
当黄禹锡辉煌的时候，韩国人的民族情绪和感性战胜了理性；而当黄禹锡败露的时候，则是韩国人的理性战胜了民族情绪和感性。他们对黄禹锡的处理，太值得我们借鉴了。我们对学术腐败的痛心疾首已经痛了多少年？还准备痛多少年？惩处，我们需要惩处。为了所谓学者的身份、所谓学校的声誉，就可以息事宁人、姑息养奸、丧失起码的学术原则底线吗？不论学术腐败出于什么原因，学术道德还是学术体制，没有惩处或者惩处不够严厉，不足以为后来者戒，都是目前我们中国学术腐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也已经发表声明，就黄禹锡事件公开向国民道歉，认为“黄禹锡科研组的成员犯了科研人员不该犯的错误，给国内乃至国际科学共同体留下了‘污点’”。退一步看，我们的剽窃当事人尽管厚颜无耻，他们所在单位什么时候培养出一点儿“脸红”的意识呢？
记得新年伊始，《阿望》周刊刊载了一篇展望反腐败的文章，指出中国反腐败已到了“老虎”与“苍蝇”齐打的阶段。反观学术腐败领域，还远远没有走到这一步。如果黄禹锡生在中国，肯定是一只“老虎”，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打，敢不敢打。连韩国政府在一开始，也不情愿承认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榜样有问题呢。但是他们毕竟终于打了，而且打得坚决。我们也需要打这样一只“老虎”，以此来表明整肃学界的决心；可能，打了“老虎”，才会触动“苍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