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方舟子和于建嵘 两败俱伤的恶战

　　两败俱伤的恶战

　　本报记者 李海鹏

　　一场学术真伪之争，竟然以著名学者骂娘收场。10月14日，在一封题为《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的E-mail中，农民问题学者于建嵘大骂方舟子：“如果你不能就我颂扬的衡阳县

维权抗争农民是不是‘地痞流氓’作出‘判决’，那我就要告诉你，从你乱咬人的性格来看，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此言既出，民意汹汹，于建嵘固然让人大跌眼镜，“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亦被群起围攻。

　　大家等待的“狠角色”

　　10月12日，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收到一篇署名“严晋”的举报投稿《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博士，这时他对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于建嵘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一位走在路上的学者，是一位通过与无数农民交谈研究学问的人”，2004年，于建嵘被《南方周末》评选为年度致敬人物之一。

　　严晋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有4点：

　　1、于建嵘对外自称研究员，实际上只是副研究员；

　　2、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3、在两项专题研究中，于建嵘自己公布的调查量在一定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嵘公布的一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字数过万，在时间限制、需要翻译的前提下不可能讲这么长，显然并非原稿。

　　正在哈佛大学参与“中国农村基层领导合作研究”的于建嵘看到了严晋的文章，尽管对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很不满意，还是给新语丝网站发去了一篇平静的答复文章，对其质疑逐一回应：

　　1、中国社科院颁发的工作证在其职务一栏上标明为“研究员”；

　　2、怀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或其他人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实性和道德操守；

　　3、说明两项调查专题研究中的一项为对中央某媒体的电脑储存的电话和音讯资料进行的模型分析，耗时不多，另一项则保存有分类处理的记录；

　　4、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中文演讲。

　　如果事情一直如此演变下去，那么这就只不过是一场普通而有益的学术真伪的辨识而已。但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于建嵘的这篇回复时，同时加了一个“方舟子按”，按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公告”中把于建嵘称为“我所副研究员”。在粘贴了相关网址之后，方舟子又加上了两句轻快的嘲讽：“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两天后，《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被发到了方舟子的电子信箱，署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于建嵘”。此番怒骂之后，发信人意犹未尽，又在同一天发出了《于建嵘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发信人标明了于建嵘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以示愿意承担责任并与方舟子对簿公堂的决心。

　　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撰文回击。从此，两位著名学者开始在各种檄文中互称“地痞流氓”。

　　“乱交怪种”一出口，于建嵘的公众形象急转直下。最初很少有人愿意站在于建嵘这一边。不过情况很快变化。更多的人涌上网络论坛，赞扬于建嵘“有性格”，把矛头对准了方舟子。对他们来说，于建嵘适时出现的意义不在于他们的阵营中多了一位人文学者，而在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狠角色。

　　在“世纪学堂”和“关天茶舍”等网上论坛，讨方阵容空前壮大。在这些人发表的大多数帖子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学术真伪的讨论或为于建嵘辩护的内容，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方舟子。方舟子认为，这是因为于建嵘的粗口激励了他的敌人们。

　　10月17日，于建嵘又一次做出戏剧性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突然向方舟子道歉，并称辱骂信并非自己亲笔所写，而是“一个朋友”所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又补充说，辱骂信是他授权朋友写的，自己愿负完全责任。

　　方舟子在自己的电子信箱中查证，两封辱骂信与道歉信一样，都作为邮件附件发送，都用WORD文档写成，点击“属性”均可发现电脑的“创建者”为“于建嵘”，至少可以证明由同一台属于于建嵘的电脑写成。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于建嵘的朋友和他都用这台电脑写作上述文档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方舟子认为，于建嵘采取这种道歉方式，其实是半道歉半推脱，包揽责任的同时又推卸责任。

　　“对付人渣要用流氓手段”

　　早在这一事件之前，于建嵘身上流露出的湖南人的辛辣火爆的性格特色和底层浸染的印记，就远远超过了学者式的儒雅和克制。他头发蓬乱，衣着随便，满口湖南乡音。他住在北京郊区一处农房里，轮换着穿两条一模一样的牛仔裤，以至于人们以为他的衣橱中的裤子只有一条。这位学者以亲近农民为荣，一向不屑自矜身份。

　　在《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中，有一段表白被认为是“流氓”式的：“我从来就不把自己当成一位学者，也从来没有打算在学术界讨生活。我是一位通过当律师和经商解决了温饱后，为实现研究工农大众生存状况这一理想而混进学界的边缘人。在我这里，你所熟悉的那些学者的道德顾虑和生存压力根本不存在。”

　　第二封信中则有一句“动机阐释”：“对付你这样的人渣，绝对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1999年前后，于建嵘只身一人，依次走过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走访过程中，这位学者夹着一个破包，在路边的小饭店吃饭，满身泥水地追赶公共汽车。后来他记述说：“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

　　在其学术研究的过程本身的真伪遭受质疑的时候，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认可。“于建嵘的意见结论可能不全是现实主义的，”著名学者温铁军说，“但他发出了这些声音，却是对人们的警醒。”

　　但这次参与论战的“反方派”杨支柱说，“如果他的学术研究的确有问题的话，他的观点也就一文不值了。”

　　不受欢迎的“益鸟”？

　　在一定程度上，方舟子的“个人”学术打假行为取得了成功，即便是一些其曾经的对手也能公平地承认这一点。

　　学者党国英表示，对于网站上最早批评于建嵘的文章，看起来不像是谈学术问题，有些倾向他不认同。他自己也曾在“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中被方舟子点名批评，对于毁誉参半的后者，他的看法是：“我们要看到方舟子的积极方面，特别要区别他自己的‘打假’文章和网站上的‘打假’文章的区别。有他和他的网站存在，会让学者们更慎重一些。”

　　不过作为学界监督者，方舟子被不少人认为既严谨犀利，又固执自大、不惮越位、刻薄为文，因此令人敬畏却不讨人喜欢。

　　“很遗憾，这么一个有价值的人却有明显的弱点，”评论家李方对本报记者说，“方舟子为人刻薄，就是他的一个弱点。”

　　这一次，于建嵘的粗口怒骂激励了“讨方派”，众人趁势而上，把方舟子的各种罪状逐一罗列出来，从“打压基督教”到“与利益集团合谋”，从“挑剔特蕾莎修女”到“诋毁爱因斯坦”，事无巨细，洋洋大观：方舟子之乖戾罪错，几乎罄竹难书。总之这是一根学术警棍，一头科学怪兽，有人格，没人性。

　　网上的一种批评是：方舟子没有把自己学术监督和学术争论的领域限定在生物化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内，多次涉足人文科学领域，似乎看不到自己的知识局限，管得太宽了；另外一种是：方舟子的理性也必然是有限理性，他怎么保证自己判断举报文章时总是对的呢？还有一种是：方舟子通常无权进入相应的学术资源库，因此对于举报文章的审核往往粗略而简单。

　　“在我读过的少数几篇文章中，以为方舟子是讲道理的。但他的确需要改进工作。这项工作需要程序，需要尊重当事人的基本人格。”

　　11月1日，方舟子对此的回答是，他只能如此。“个人打假的确有很多局限性，但是改变中国学术体制远非一日之功，”方舟子坚信自己目前的做法利大于弊，“我自己还是会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做下去。”

　　另外，方舟子的攻击性也备受质疑。于建嵘就坚持认为，方舟子是个喜欢个人霸权的家伙，“就是希望有人怕他。”

　　在树敌方面，方舟子的天赋无人可比。在其持续多年的学术打假和商业打假过程中，被打到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打的对错，大多与其结怨。他还经常参与各种学术性的论战，当遭遇少数言辞不冷静的对手时，他总是奋起反攻，火力猛烈。

　　这位学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亦令数量庞大的普通网友颇为不满。他曾“写文章为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作为辩护”，“对‘怒江建坝’事件中的环保人士进行不留情面的攻击”等等，都令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他自己认为，这是这些人并未读懂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其文章所致。

　　在媒体圈中，方舟子的人缘也不太好。《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都曾与其有过龃龉。如此一个方舟子，难免被很多人认为是猫头鹰一类的人物，虽被某些人认为是为学界益鸟，却是一只讨厌的猛禽。

　　此次论争不是方舟子在打假生涯中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却是最别扭的一次。于建嵘的骂声一度让“反方派”们备受鼓舞，“关天茶舍”的一位网友颇为欣赏于建嵘的莽撞：“是亮出肱二头肌的时候了！”“现在没有是非，”一位网友用一种狂欢的口吻说，“只有掐架。”

　　“这种是非的虚幻化，既是出于人们本身的性情，也与学术界长久以来是非混沌的状态息息相关。”评论家赵晖说。

　　数年以来，中国的学术监督事业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眼球了。

　　“深层”的体制问题，也是赵晖认定的症结所在，因此他表示，自己对于“方于之争”中的文化和道德因素毫无兴趣。“这并不只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良知、修为的问题，”他说，“学术界的种种奇形怪状改变起来可能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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