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发现了美洲？错误的假设 离奇的结论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在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际，《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中译本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媒体上的介绍和评论颇多，作者加文·孟席斯和此书再度成为新闻。记得2002年此书在伦敦首发当天，我接受过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当时我谈了两点看法：此书的结论能否成立，关键是作者的证据。即使作者的结论(如郑和船队首先到达美洲)成立，也不会改写哥伦

布“发现”美洲的历史。现在翻阅中译本后，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纪念要选择时间，如100整年，但学术研究不应也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599年与601年没有什么不同。纪念要着眼当前，面向未来，要古为今用，有所取舍，作学术评价就只能尊重历史事实，讲究全面准确。纪念要考虑民族感情、政治导向和国家利益，复原历史真相时只能站在人类的共同立场，不偏不倚。

　　我很钦佩孟席斯丰富的想象力和执著的追求，如果用于写一部科幻小说或历史小说，或许能取得成功。但如果用严肃的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我只能遗憾地说，作者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采用了不可靠的或并不存在的证据，又通过非正常的推导过程，得出了离奇的结论。

　　简单地说，作者首先发现了一些绘制于15世纪前期至16世纪前期的海图或地图，而这些地图反映的地图知识是当时欧洲人尚未掌握的，一些地名是欧洲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因而他推断只有郑和的船队才具备到达这些地方并精确绘制在地图的可能，然后用各方面的证据加以证实，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和船队曾航行于全世界，包括非洲、美洲、南极洲和北极。

　　据作者在引言中介绍，他的研究来源于收藏在明尼苏达大学贝尔

　　即使作者对这些地图制作年代的判断没有错误，他由此作出的推断也过于片面和武断。他认为图上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所以只有郑和船队的航行和发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依此类推，他将反映在那些地图上的全部地理知识，包括非洲、大洋洲、南极、美洲等都归功于郑和船队。

　　首先，他的前提就相当危险。目前对郑和航海还有不少

　　其次，欧洲人难道只能从郑和船队获得地理知识吗？15世纪初期或此前的地理发现或航海知识难道只有中国一个来源吗？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实践领先于中国，至少不在中国之下。特别是在印度洋和由阿拉伯半岛至中国的航线，基本是由阿拉伯人垄断的。唐朝随高仙芝西征而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被俘的杜环，于宝应初年(792年)搭乘商船由大食(今阿拉伯半岛)回到广州，说明在西亚与中国间已有稳定的航线。唐朝的广州已出现由阿拉伯人聚居的“蕃坊”，宋朝的泉州已成为阿拉伯移民集中、富有阿拉伯文化特色的城市，阿拉伯裔移民蒲寿庚(一说占城人)拥有大量海船，在泉州担任南宋的提举市舶(约相当海关关长兼港务局长)达30年。元朝与蒙古四大汗国的并存，使中国与阿拉伯的联系更加频繁，也通过阿拉伯人获得了大量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220余个，远远超过此前宋朝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书，而汪大渊就有搭乘海船两下东西洋的经历。

　　就是郑和的远航，也明显得益于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郑和本身是“回回”后裔，其先世系蒙元时由境外迁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他从小就有机会了解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目前所知郑和船队在印度洋的航线和到达之处，都没有超过阿拉伯人的范围，如果不利用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倒是不可思议的。近来引人注目的肯尼亚拉木岛，正处于阿拉伯半岛进入东非海岸的中转站，至今还聚居着阿拉伯人，他们的迁入远在郑和之前，郑和船队到过的木骨都沙(今摩加迪沙)和幔巴撒(今蒙巴萨)都在其航线之内。日本地图史家海野一隆早已指出，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等的出现，是世界地图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的证据。该两图均继承了元朝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约1230年，已佚)的谱系。就连《郑和航海图》上用“指”来表示纬度值，也是受伊斯兰制图技术的影响。《混一图》和明朝初年的地图上出现非洲，当然是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如果这上面描绘了好望角，也只能是阿拉伯人航海的成就，一定要归功于郑和实在是因果倒置。而且，连作者也承认《混一图》绘制于1402年，比郑和首航早了3年，要说这一发现来自郑和，岂非荒谬？

　　当然，作者也列举了大量事例。但稍加分析和追究，却都无法成立，或者毫无根据。限于篇幅，只能姑举数例：

　　浏河天妃宫中的《通番事迹碑》原碑虽湮，但明人钱谷所编《吴都文粹续集》录有原文，其中有“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而福建长乐天妃行宫中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原碑还在，上面刻着“抵于西域鲁忽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但作者硬要说“三十”是“三千”之误。如果当时真要刻上“千”字，即使事后发现错误，也不难将“十”字改作“千”字。两处的碑文都作“十”字，就可说明此字绝无错误。

　　作者一度认为佛得角一块碑上的铭文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但西安碑林的专家鉴定结果并非汉字，后印度专家认为“看起来像”15世纪前通用于喀拉拉邦的马拉雅拉语。这最多只能证明印度人到过那里，但作者却将这作为郑和船队到达的证据，理由是船队的翻译来自喀拉拉邦，所以使用了自己的文字。

　　作者断定郑和从美洲将玉米带回中国，“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但根据注释，是出于J.J.L.Duvendak于1949年出版的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中国在非洲的发现》)。从书名看就有些文不对题，而无论如何，这不是“中国的记载”的原始出处。

　　作者认为罗德岛上的石塔也是郑和船队造的，“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接近于宋代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剌桐(泉州)港口的中国和阿拉伯的贸易船队。”但从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石塔明显带有阿拉伯风格，却看不出中国宋代的影子。作者承认，如果能对该塔粘合石块的“泥浆”作一次分析，就能断定是否用了中国的糯米，据说被当局拒绝。既然如此，怎么能将石塔列为证据呢？

　　最后还必须指出，作者认为“只有中国舰队能在欧洲人之前发现新世界”，理由之一是“中国要求郑和去完成这项工作”，这是作者没有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郑和航海的目的所致。以往认为郑和的主要使命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多数学者已予否定，而认为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邦交，也有贸易方面的需求。这两方面的使命都限于已知的范围和现实的可能，无论如何，明朝统治者与郑和个人都不会超越当时中国的天下观，去探求什么新世界，因为明朝既不乏土地，也不缺财富，更不想打破“天圆地方”的平面地理观念。

　　当然，作为一种想象或探索，此书或许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此书的标新立异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一时畅销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有人会说，孟席斯的书充分肯定了郑和航海的伟大贡献，有利于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但无论他们与作者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离开了历史事实，这一切都只是虚幻的泡影，只能是对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