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美国的媒体应当对美国的“新经济泡沫”及相应的“浮夸风”负上一部分责任;但也同样毫无疑问,当事情积累恶化后,是媒体在揭露造假黑幕、促请治理改革方面充当着先锋。这体现的是整个美国社会的容错机制与自我调节能力。
媒体、SEC、司法部:“耙粪三人行”
美国媒体从来都是黑幕的天敌。一百年前,美国的记者们即以其勇气和手中的笔发起了“黑幕揭发”运动,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美国社会的几乎所有阴暗面都得以曝光,许多社会改革也由此引发(如揭发金融腐化的《疯狂的金融》,最终促成了1913年普乔委员会的成立和立法调查活动的开展)。
媒体也得到了“耙粪者”(muckrak-er)的称号。
但新闻界的这种对金融和企业大亨的耙粪意识在二战后却变得弱化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媒体俨然成了企业的义务歌手,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济泡沫的产生。在某些例子中,媒体甚至只专注于报道肤浅的企业自我吹嘘并侧重个人人格因素,把某些恶棍描述成英雄,反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不过也正是从那时起,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激发了斗志和灵感,开始了对“黑幕”的新一轮揭发。
从2002年1月中旬起,美国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就咬住华尔街不放,从安然到安达信,从分析师到CEO,层层剥皮,一追到底。也正是从那时起,美国股市开始了震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标准普尔500强的市值缩水达2万亿美元。
在媒体的穷追不舍的压力下,有关部门相继介入。6月25日晚,美国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在媒体的质疑下承认,该公司在去年全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将38亿美元的经营开支记到了资本开支账户上,从而使该公司这一期间的经营业绩从巨额亏损变成了盈利15亿美元。
6月27日,《华尔街日报》再度爆出惊人消息,施乐公司在1997年至2001年间虚报的营收金额高达60亿美元。而继安达信之后,世界通信的审计师毕马威也卷入了这一旋涡,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在打击不法审计行为运动中的又一个靶子。
一时间,企业、财务审计和金融机构,成为欺骗股民的“邪恶铁三角”,而华尔街的美誉度也降至冰点。
在媒体的触动下,美国有1000家大小公司被要求重新审查他们自1997年以来的盈利报告。在一季度,SEC就调查了64宗会计和财务报告案,被列入“黑名单”的,会计行业有安达信、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等顶级审计公司,金融行业有美林证券、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等世界级的投资银行,高科技行业有朗讯、Net-workAssociates、Quest、施乐甚至软件业巨头微软公司等。
在SEC的重压下,世界通信和施乐先后争取“坦白从宽”。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SEC称,“解剖”必将继续下去,而其他“涉案大员”也将在劫难逃。但美中不足的是,SEC有经济处罚权,却没有司法权,这使得一些调查很难深入下去。所幸的是,“大亨杀手”斯皮策横空出世了。
42岁的埃略特·斯皮策,是纽约州的司法部长,一个机智、敏感而坚定不移的人,他的出现,彻底把华尔街推向了深渊。
今年1月,斯皮策收到了著名投资银行美林公司依据传票递交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中的电子邮件表明,美林的股票分析师一边在向投资者强烈推荐某些股票,一边却在私下里将这些股票称为“垃圾”和“废物”。
斯皮策随即在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些电子邮件公之于众,受到这个丑闻的打击,美林公司的股票在一周之内暴跌12%。斯皮策从此声名大振,并开始了令华尔街大亨心惊胆战的司法调查工作。
重大转机出现在4月,斯皮策同SEC主席哈维·皮特私下进行了会谈,非常顺利地争取到了SEC的合作。这样,加上媒体,“耙粪三人行”便实现了强强联手、各司其职,并在其后取得巨大突破。
如今,华尔街所有的顶级投资银行,包括美林、高盛、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瑞银华宝、所罗门美邦在内,都成了斯皮策们的调查对象,不知道还有多少大亨会被耙出来。
信心、模式、政府:从上到下的挑战
世界通信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它不仅输在了诚信上,也输在了盈利模式上。
作为新经济的代表,世界通信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概念炒作和疯狂并购。在人们对新经济如痴如醉的整体氛围下,加之成功的炒作,世界通信在“巅峰”时刻,市值曾高达1800亿美元,而两年后的今天,它的家底只“剩下”10亿美元,股票价格一泻千里,无人问津。
不仅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通信就在新经济的鼓舞下开始了疯狂并购,其高潮是1998年以400亿美元并购微波通讯公司(MCI),但直到现在,当初的很多并购债务还没有还清。
世界通信只是无数新经济泡沫中的一个。从1993年到2000年,华尔街就把3500家高科技小公司带入了股市,如今它们大多已人去楼空。
最受打击的是美国政府正在苦心重建的经济信心。正如美国众议院电信和互联网附属委员会资深委员艾德华·马基所言:“我们处在一场危机中,一场公司不负责任和投资者信心的危机。这场危机威胁到我们金融市场的根基。”
受负面消息影响,6月底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2.4,而半个月前这一指数为96.9。股市、汇市的震荡则说明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已受到了拖累。
华尔街形象受损也使美国模式———强调无情竞赛、进取交易、高度公开和绝不吝啬奖励有为决策者的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德国法兰克福德累斯登投资信托环球股票投资总监格德斯说:“在我的事业中,这是我经历过对美国情绪最为悲观的一次。人们一致认同美国已不再是投资的最佳地点。”
虽然欧洲也有自己的金融丑闻,但意大利电讯公司前主席罗西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羞耻的文化,假如有任何行政总裁做错事,他们不会被视作贼匪。这是一种道德癌症”。
在日本大力推广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教授岛田说,这令不少希望循着美国模式走向现代化的人大感失望。曾几何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不可救药的,全世界都应该接受美国的模式。
布什政府也受到了严峻挑战。接踵而至的丑闻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们对经济复苏的前景不抱信心,对经济生活的安全感在急剧下降。
这对一心向外发展的布什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恢复美国经济活力、重振昔日雄风,是布什政府所多次承诺的,也是美国选民对布什的总统任职最直观的考量,一旦落空,布什就难免会重蹈其父的覆辙。
不仅如此,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等待已久的民主党正力图通过这一系列的丑闻打开布什支持力的缺口,并进而打赢中期选举。
在世界通信事发后,民主党人立即作出反应,抨击共和党人过分袒护企业利益,并指出,共和党人营造的环境放松了对企业的管理,这些丑闻接连发生在共和党治下不是偶然的。
正如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战略家所认为的,影响公众对布什政府及共和党看法的,不是某一个特别严重的丑闻事件,而是一系列丑闻事件的积累过程。
由乱到治:美国历史的相似画卷
历史惊人地相似。70年前的1932年,是美国经济史上最寒冷的冬季,当时空气中也弥漫着“腐败、萧条和不信任的气味”。
在国会的一系列深入调查中,华尔街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费迪南德·佩科拉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把那些所谓“首先关心顾客福利、并在公平交易的模范机构里从事经营活动”的投资银行家的形象粉碎得一塌糊涂。
如佩科拉所言,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恰恰是一个美化了的赌场,热望发财的局外人在那里成功的机会极少”,华尔街一些最有声望的人合伙行骗,人为抬高债券价格以牟取暴利,大通国民银行董事长艾伯特·威金甚至利用自家银行股票卖空盘。
在调查和舆论的压力下,火柴大王克罗伊格自杀了,公用事业巨头英萨尔公司倒闭了,一个个昔日的经济英雄一夜之间成了无耻的骗子。不仅如此,在千百万人濒于饿死、无数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大亨依然拿着天文数字的高薪,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感。
1929年的经济崩溃,使共和党自称“繁荣之党”成为笑柄,这也直接导致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上台。而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到来,改变了黯淡的现实,引领美国人民走出困境、通过一系列立法使糜烂的市场监管制度重焕生机,也从而使国民重新找到自信和对政府的信任。
目前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也许否定了“新经济能结束美国周期性经济衰退规律”的武断结论;但70年前的历史经历却也说明,经济领域内的丑闻往往是一段由乱到治时期的开始。
在经济私欲的怂恿下,丑闻是经济模式新陈代谢、自我诊断的必要过程,根绝它也许不现实,而且事实上丑闻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丑闻由于无从曝光而成为社会“可以容忍”的“潜规则”,进而腐蚀整个社会层面的健康机体。所以,问题一如文章开头所述,关键在于保持一个“耙粪机制”——一个监督、检查、惩罚的新闻和法制环境。
美国的这场丑闻危机,始于媒体的监督和揭露,并在媒体的质疑与不懈调查下暴露出它的深度与广度。世界通信和施乐公司最终自暴家丑,正说明了美国社会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并未丧失。
所以,对美国来说,现在面临着一个危机,同时也面临一个转机。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公司财务失真问题,美国就有可能爆发局部金融危机,并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而另一方面,善于自我调节的美国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痛下决心重建社会诚信、改革经济制度、重演由乱而治的机会。
一如“9·11”事件,美国总统布什又等到了一个危机中的机会,他能把握住吗?(文/张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
15秒快速订短信 精彩资讯尽在“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