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悦 发自北京
2月4日，由《第一财经日报》牵头主办的“中国3G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诸多活跃在国内电信领域的专家、学者现身会场，就日前业界所展开的3G大争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告诉记者，“在3G问题上，胡鞍钢、阚凯力之争主要是一个讨论，讨论3G发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此次研讨会虽然胡、阚未能到场，但与会各方就3G是不是革命性技术、3G是否可以降低运营成本、3G在国际范围内是否成熟、3G在中国是不是外国“试验田”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观点交锋。
史炜认为，3G对就业影响有限，3G发牌N-1方式更合适。他说：“3G推出后主要是对高端技术有影响。如果3G早发，我倒认为是国家被俘获了，3G牌照晚发，国家反而没有被俘获。我的观点是N减1的模式，即如果有4张牌照的话，就发3张；有5张牌照的话，就发4张，总之要剩下一张让几家企业来竞争。同时，在3G牌照发放之前应解决好IPR(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李道本则表示，3G并不是革命性技术，并警告中国有沦为外国“试验场”的危险，“现在世界上对3G叫得最响的是欧洲运营商，但他们在当地做得并不好。他们花几百个亿购买3G牌照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叫卖？原因在于他们比我们慎重，他们认为中国开展3G后用他们的IPR(知识产权)，他们可以坐地收钱。”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则明确表达了支持胡鞍钢观点的态度，他希望国家早点发3G牌照，因为3G的应用可以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平台打通，其实施有利于市场运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中国上3G，可以带来价值上万亿元的设备采购量。中国的3G发展不能单从中国国情来考虑，要从国际层面来考虑。从市场层面看，我认为3G的应用是第一次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平台打通了，这会使互联网经营的网络资源变得可以运营，可以收费，也可以更好地被监管。”
记者手记
2004年年末，由中科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专家编写的《中国3G世纪报告》出台后，遭到阚凯力、王煜全、李进良、史炜等业内外人士的强烈抨击。特别是“国家被俘获”观点，引发了一场类似于“郎顾之争”的争论。这一讨论在业界掀起了巨大的3G问题交流热潮。但是，这种热潮在开始之后一直停留在对该报告甚至报告直接撰写人胡鞍钢教授本人的攻击上。《第一财经日报》由此联合博客中国、《中国日报》组织“中国3G问题研讨会”，主要目的是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实质性的3G问题讨论上，比如3G牌照什么时候发、如何发等，希望通过深入、广泛的交流，在国家3G牌照发放前夕为决策者提供积极向上的民间思潮参考，并通过此次讨论拟出具一份研究报告递交相关部委。虽然这只是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只邀请了少数媒体，而且不希望有厂商的参与，更不需要厂商的赞助，以免影响与会者的观点。但是结果却大出我们所料。许多媒体报名参加，许多专家致电希望发言或者旁听。众多不请自到、混迹其中的厂商代表也说明了此次会议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