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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来自何方? 关于非典报道的媒体批判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30日 13:55 新民周刊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首先,让我重申我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未加思量的、未经证实的恐怖,这种恐怖使我们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做的种种努力陷于瘫痪。”

  这句话出自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就职演讲词。当时,美国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全国陷入恐慌。从那以后,“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名言,以至于今天如果在www.google.com输入“Fear is fear itself”,会出现286万个搜索结果。

  今年正逢罗斯福这句名言问世70年,人们陷入了另一场恐慌——这是一场由一种特殊病毒带来的社会恐慌,这种“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非典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非典的破坏力大许多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媒体病毒

  非典成了“9·11”、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最大的新闻事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随军的记者脑袋上戴的防毒面具,看来用在非典的报道上更为合适。2003年5月的第一周,全世界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都是“口罩”(在www.google.com上打入SARS这个字,会出现60万条搜索结果)。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它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知晓一条重要信息。这种全球的舆论压力可以推动当局采取行动。但是今天,媒体已经把人们对这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型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另一种公害。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我们在经历一场令人恐怖的与非典有关的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一场由媒体传播开来的恐怖”、“新媒体技术正在加速公众对于病毒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病毒的焦虑情绪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卫星不仅带来了新闻报道的饱和状态,更带来了大量的无科学根据和无事实根据的传播,比如新生婴儿发现绿豆汤治疗非典、哑巴发现鞭炮防非典的故事。比如各种日用品贴上了增强免疫力的新标签……

  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非典恐慌的?是非典本身,还是充斥媒体的戴口罩的人?非典时期的媒体在向公众出售科学还是恐惧?

  观察点一:从符号的原理思索——

  2003年5月的这个星期,好像是谁的一声令下,手术室用的口罩已经成了非典的图像符号。

  事实上,这既不是某种巧合,也并非媒体从业人员失去了想象力。我们在阅读这些媒体视觉画面时,如果运用媒体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就会发现其中的隐含意义。

  2003年5月的头两个星期,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或是头戴口罩或面具的人、或是显微镜下蠕动的非典病毒、或是破损的人体肺部。北京的《瞭望》、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北京的《财经》、香港的《经济导报》都是以戴口罩的人作为封面。除个别的例外,中国主要的新闻期刊的新闻报道与西方媒体的差异在于,国内各大期刊封面画面突出中国各种人群团结一心与非典勇敢搏斗的精神面貌,而《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上,凸显的都是一个人面戴口罩瞪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眼睛:5月5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是文中被采访者——一个加拿大传染病医生戴口罩的照片;5月5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模特都是西方人,意味着西方人对非典的态度和恐惧,尽管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多少人染上这个疾病;

  5月2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是唯一使用中国人做封面的,给毛泽东的脸上罩上了一个大口罩,显然这个杂志的封面是经过数码技术处理的。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文章指责这场疾病的流行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5月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是一面完整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红旗上凸显一个感染了非典的人肺部阴影,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

  5月10日《远东经济评论》封面上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的文字大标题是“中国病毒”。其政治涵义显而易见。

  在“9·11”的报道中,正在坍塌的世贸大厦占据了那个星期几乎所有新闻期刊的封面。而2003年5月的这个星期,好像是谁的一声令下,手术室用的口罩已经成了非典的图像符号。

  事实上,这既不是某种巧合,也并非媒体从业人员失去了想象力。我们在阅读这些媒体视觉画面时,如果运用媒体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就会发现其中的隐含意义。

  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籍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条新闻或画面由于不同的处理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受和最终感知的或理解的信息常常是两码事。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象征符号,其象征意义与受众接触的媒体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媒体调查发现,在西方受众的记忆里,天安门、五星红旗或毛泽东画像在美国或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时,往往都出现在一个阴暗、负面、压抑的语境中,那么以后受众在媒体上再看到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画像,也往往会产生负面的、压抑的联想。

  美国和西方媒体在中国非典的选题和报道中,常常是泛意识形态,一切从他们的政治出发,总喜欢在报道中加那些意识形态符号。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中国人如何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而是整个国家陷落在非典肆虐带来的混乱和不满中。这显然不是客观和真实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上述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非典的立场和角度,但是,由于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对新闻和观点的主导地位,那些与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或政见的少数人因不愿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把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随着这些非主流的观点从公共讨论中撤出,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会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和强大,全球媒体的声音成了“全球”的声音,成了“国际社会”的声音。

  5月5日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与英国《经济学家》都把天安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作为封面人物,不同之处在,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左下角孤零零地竖立着一个剃小平头的男子,他手戴刷白的手套、身穿红色运动上衣、面戴洁白大口罩、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的大墨镜,脑袋扭向左侧,在警惕地观察什么。这个封面上的毛泽东和这个站在毛泽东像下类似便衣的男人给广大的读者带来的是一种什么联想?其象征意义是什么?封面下面的4个大字“北京之痛”其内涵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可以分析的符号学研究课题。恐怕这类问题是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在中国媒体上回答,但是,个别媒体的这种现象至少显示国内某些媒体在新闻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上,正在积极主动地与西方媒体接轨,试图加入美国媒体主导的全球传播。

  观察点二:从“风险传播”的要求反省——

  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么?

  人类是否处在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瘟疫的新时代”?非典是《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中国病毒”吗?非典病毒会在中国变成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

  这种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可以在公众中引起一种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的关注。西方媒体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使人们把非典新闻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政治新闻的价值通常高于科学新闻的报道价值,而从采访报道上看,时政新闻比科学新闻更容易采写。口罩、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画像、“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已经成为不少西方媒体报道的框框和符号。

  问题是,这些政治画面和政治符号是否揭示了非典流行的本质?从这些画面上,读者获得的信息是什么?这些信息对读者有什么用?当艾滋病以美国为震中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传播时,媒体更多地是从医学角度报道。人们没有说:“艾滋病是美国病毒”;“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媒体没有过多地责问为什么恐怖主义总是袭击美国,为什么如今国际媒体却要强调非典是“中国病毒”?

  非典之所以形成媒体轰炸,还因为其他媒体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这是商业竞争压力使然。如美国新闻学教授Dean Nelson对非典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条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而在公共健康和医学报道中,公众需要知晓的、记者需要向公众报道的内容往往并不“火爆”。

  在非典这样的重大疾病爆发后,在选择报道的框框和形象符号的时候,记者还有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作为媒体,在报道疫情和人类面临重大疾病折磨的时候,它有从任何角度、选用任何事实和强调某个事实的自由。但是,媒体报道的角度和强调的事实,是不是当前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是不是当前公众最需要关注的?媒体强调的事实和新闻,究竟是记者或其所代表的媒体或利益集团需要关注的,还是当地公众需要关注的?中国媒体应该强调中国公众关注的事实,还是外国公众关注的事实?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么?迄今为止有多少非典报道是直接采访医学科学家的结果?非典报道向公众传播的是科学,还是政治?

  非典报道的态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应该采取风险新闻报道和风险传播的方法,这是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问题。诺贝尔医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说,“对付非典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强有力的并且公开的公共健康措施”,“当然,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的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通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安全,还是不安全?

  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健康报道界于医学报道和政治报道之间,记者既要具备基本的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和实验室的常识,同时,也要具备解读政府报告、文件、预算的能力,同时,懂一点统计分析,能把某个疾病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里报道。今天西方媒体有关中国非典的报道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科学或者医学记者由于新闻的兴奋点、新闻的价值判断差异、报道的框架和角度的不同,科学记者更多地采访报道科学家或者医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他们只相信科学家,而不相信那些万事通的社会评论家或政治评论家。

  在风险传播中,记者要谨慎选择信源。一些新闻记者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所限定,在这场危机中,更多地从政治社会经济角度采访报道非典,而不是去采访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其结果,公众会把非典病毒看成一个政治病毒,而不是自然界的病毒。疫情报道的政治化加剧了政府与市民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媒体倾向于高估风险,因此在报道中,更要警惕断章取义地引用数据,或片面地强调某个数据或事实。同时必须注意发布信息的人或部门可信度如何,是否权威?他是自称的专家,还是政府任命的专家?他宣布的抗非典成果是否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媒体对疾病的情绪化报道和过度的政治化报道,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当然也要看到,媒体如果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限定在医学或科学的语境里报道,又会导致公众对非典的不关注,甚至冷漠。

  观察点三:从数学方法来衡量——

  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

  让SARS回到SARS的本义——个安全与可靠的社会(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

  事实上,非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危险远比不上你每天出行在街上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大。5月中旬的一天(5月13日),当中国和世界媒体都在倾注全力报道非典肆虐的时候,笔者在世界卫生组织当日的主页上(http://www.who.int/en/)发现,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命杀手不是非典,而是路上交通死亡(126万,2000年)、自杀身亡(81.5万,2000年)、在非洲每天有600名新生婴儿死于疟疾。

  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

  让我们来看看非典报道中的统计学问题。公众目前对非典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媒体对非典报道的力度,而不是根据统计学获得的数字来评估非典的危害程度。迄今看不到多少报道从统计学角度把非典同艾滋病、埃博拉、流感、疟疾、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virus)、炭疽病的危害相比。截至5月12日,中国死于非典的是252人。中国一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为10万人,而全国每年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艾滋病、癌症、心脏病、肝炎或者流感?事实上,中国每年艾滋病、癌症、乙肝等多种疾病的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非典的死亡人数,为什么人们对于非典尤其恐惧?这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不平衡。几年前,有人曾经对《纽约时报》的头版跟踪两年做过统计,发现,癌症每死1000人,《纽约时报》给予报道的篇幅为0.02条,而空难每死1000人,这家报纸报道的条数为138条。这是造成公众“飞行恐惧”的一大原因。

  再看看非典报道中的极大化问题。数学中有极大化和极小化的概念。在新闻报道中,所谓极小化是对事态的低估。例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不大,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装进一个每边为6英尺的方盒子里。极大化是对事态的高估,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采用线性测量的方法评估新闻事件。比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的惊人,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从海平面一直铺到珠穆朗玛峰峰顶。在非典报道中,一些媒体通过集中轰炸式的报道,突出报道非典防治中出现的暴力、暴乱、逮捕、恐惧情绪、逃离事件、封锁居民区和校园,使公众对非典的恐惧情绪达到了极大化,过高估计了非典的严重性。

  从心理学角度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艾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暂时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遥远的重大问题。

  新闻报道讲求人性化,越是人性化,越有冲击力。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非典报道都是人性化的。

  但是,非典病毒本身究竟是人性的?还是无人性的?

  记者在报道某些病毒时,总喜欢简单地把所有的病毒爆发归咎于人类,总是寻找人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活动和演化过程与结果。为什么记者不愿意报道深究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呢?这又回到了新闻学的要素“5W”:如果没有Who(谁)可以报道、去采访,自然界本身发生的变化What很难为一般公众所理解或发生兴趣。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医学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医学报道中,记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

  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教育新闻工作者,敢于讲真话,让新闻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们每天面对的各种疾病和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非典病人抢救室现场直播的画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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