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2002年数字图书馆国际论坛暨工程项目洽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举办地北京新世纪饭店，离国家图书馆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文化部下属各公共图书馆，均没有派人出席论坛。

　　“他们是民间行为，做的是纯商业的事情，和我们无关！”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一位官员的评价，无奈中似乎有点底气不足。

　　两大阵营，多方加入

　　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是这次论坛的实际发起方。给足了面子来支持的，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三大集团和信息产业部、教育部、广电总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光明日报社、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等九大部委。

　　即便有如此“豪华阵容”，国家图书馆依然坚持不来“凑热闹”。

　　早在2001年，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就在自己和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同时发布声明，强调“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主持单位为文化部，工程管理机构设在国家图书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为其领导机构。”

　　在国图人眼里，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并没有资格去搞数字图书馆，自己的“联席会议”，才是数字图书馆的合法主导者。据此次论坛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文化部下属各公共图书馆系统，曾内部通知，对这次论坛采取“不参与”的对策。

　　于是，在数字图书馆界，出现了两大阵营——“863计划战略组”和“联席会议”。

　　2002年7月8日至11日，一个名为“北京国际数字化公众信息服务与技术展览会”的类似论坛也将召开。这次展会的主导者，是“联席会议”下面的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而来捧场的部委也不少，包括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外经贸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

　　“如果不是圈内人士，都会以为战略小组与联席会议是一回事儿。因为大家都说要做数字图书馆，而且请来的专家都差不多，都有上头的背景。其实，二者正好针锋相对！”一位业内人士说。两大阵营，在形式上的确太像了。

　　相像之处，除了上面几点，还有很多，例如，双方都在尝试市场化运作，双方的资金实力都非同一般，甚至双方都在请专家、找企业、搞论坛等。

　　有了两大阵营的出现，2002年，数字图书馆突然“火”了起来。虽然数字图书馆在国际上，至少有5种以上不同的定义，目前还是一个争论的概念。

　　在国内，这种概念的争论因为特殊的背景也逐步演进两大派别——

　　以“联席会议”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数字图书馆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连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这个表面上学术气很强的定义，集中传达了两大意思：一是数字图书馆必须依赖传统图书馆的图书资源，二是要借用IT技术实现图书馆的信息化。

　　而在“863计划战略小组”看来，国家图书馆下的这个定义显然有点过窄。该战略组常务副组长鄂云龙认为，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国家图书资源，进行数字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数字图书馆并不是在原来图书馆基础上数字化，而是一种应用于各行各业的数据中心技术。“无论是博物馆、档案馆、出版社还是图书馆，只要是知识和数据的拥有者，都可以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起点。”

　　国家图书馆的搞法

　　概念的争论，实质上体现了双方对于数字图书馆话语权的渴望。形式上很像的两大组织，面对同样一个数字图书馆，却又各有各的搞法。

　　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为其前称)，是最早进行数字图书馆尝试的单位。

　　1997年7月，在前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推动下，经国家计委批准建立了“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并开展了与此有关的专题科研。这个“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文化部文化科技开发中心等7家单位共同承担实施的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CPDLP)项目为主要内容，主要推动者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实施期限是1999年12月。至今，该试验工程成果，国图仍拿来对外展示，供人参观。

　　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是国家图书馆进行数字图书馆市场化建设的开始。

　　1999年年底，原文化部部长徐文伯牵头，成立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小组，并开始尝试市场化运作数字图书馆项目。时任国家图书馆信息网络部主任的刘晓白，向馆里借了2000万事业经费，注册了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刘给“数图公司”设计了一个不错的“融资上市”的商业模式：

　　与香港德胜集团合资，由后者投入5亿现金，国图以无形资产入股，成立国图德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股权。该公司计划2000年9月10日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计划融资4亿。与此同时，一系列的与外商、民营企业合作的相关企业也在积极运作当中，一个集内容加工、软件、电子邮件、数据上网为一体的“数字图书馆”集团公司至少有了图纸上的雏形。

　　然而不久，刘晓白以“个人原因”离职。以后，数图公司长期没有钱花，却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国图当前的结构包括了数字技术开发、数字化加工、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服务中心等差不多可以组成全方位流水线的体系，把这些公司的专长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联合舰队！最终应该是上市，成为公众的公司。”数图公司文献数字化中心主任刘依民先生，是经历数字图书馆整个过程的人，他对记者说，数图公司从来没有放弃上市、融资的想法。

　　现任数图公司老总，是从光大银行放贷部过来的秦书斌。秦曾经找过很多投资，包括美国IDVD公司、上海实业等，都因为股权比例等谈不拢，不了了之。

　　一位数图公司中层自我批评说，“数字图书馆，说白了就是向国家多要点钱；现在的数图公司，只有一个图书资源，既没有自己的所谓商业模式，加上内部政企不分，计划经济色彩严重，很难吸引到好的投资。现在又不是网络股火的时候，没有傻钱会来！”

　　一系列事情，都可以用来说明国图的运作机制问题:比如大量的国图行政人员在数图担任公司职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比如，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目前已经进行的数字资源建设中，并没有进行公开招标；

　　数图找不到投资，还有一个事实必须面对：2000年一年，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除了文献数据中心有些加工的商业行为，旗下7个子公司，几乎没有任何经营活动。相反，一些研讨会、论坛，却是其热衷的工作——这些都是花钱的事情。

　　但是，有了国家图书馆的靠山，就是等，钱也一定会来。就在2000多万花得差不多的时候，数图公司等来了钱。

　　2001年，国家计委立项，批了11.2亿人民币，作为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即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经费。更为幸运的是，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与国家大剧院并列，成为“十五”计划内必须完成的两项基础设施之一。

　　根据国图的5年计划，在2005年12月31日以前，要在互联网上形成一个超大规模的、高质量的中文数字资源库，建成相当于200万册图书、600万幅图片、8000部影视作品并互相连接的中文多媒体资源库群。另外，一个名为“文化资源共享”工程也在规划之中，国图希望以自己为标杆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建立数字图书馆，资金构成由各地政府出资8亿人民币，文化部、财政部拨款5个亿。

　　863战略组的一位成员认为，计委批给北图的10多亿，大部分是用来盖大楼的，真正要实现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不下100亿人民币拿不下来。

　　市场化运作？

　　鲜为人知的是，两大阵营的剑弩拔张，实际却有源头可寻。

　　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各地方公共图书馆图书资源，无疑是数字图书馆最难能可贵的财富。然而，继徐文伯从文化部副部长位置上退居二线以来，这一资源就没有在“战略小组”的手中。

　　2000年4月，由文化部牵头召开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国家图书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由文化部作为召集单位，国家计委、科技部等21家部委和有关单位参加的“中国数字图书馆联席会议”正式成立。这个联席会议的头头，是原来北图的书记，现在文化部的副部长周和平。换句话说，在文化部下属的各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中，联席会议取代了863战略组。

　　同时，以徐文伯牵头的战略组，自从脱离了文化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后，却在积极努力，把数字图书馆推向更广阔的应用。

　　1999年11月12日，在863战略组推动下，“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正式启动，首都图书馆第一家加入进来，接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水利水电部等不断加入进来。徐文伯希望把数字图书馆概念扩展到数据中心的高度，并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去，以摆脱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图书资源的牵制。

　　徐接着加入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的华迪公司，担任董事长，并以此为依托，通过市场化的操作，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2001年3月，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网站开通。接着，863战略组以中央党校系统图书馆资源为依托，向国家计委批到了第一期5亿人民币的资金，并尝试和韩国柯迪公司、LG CNS公司、美国Sun公司、澳大利亚Oracle公司等展开全方位的技术合作。

　　华迪公司并没有打算放弃公共图书馆这一“数字化”领域。在上海、新疆、海南等地的公共图书馆，徐文伯、鄂云龙等一直在积极运作，让其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正在搞大。众多力量加入到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来。

　　据鄂云龙介绍，到2001年为止，至少有36亿元之巨的资金，投入到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去，其中包括各省市公共图书馆、各高校实施“211工程”的文献保障系统、中科院和社科院图书馆系统、中央和地方党校系统等，另外，水利水电部、博物馆界等，也在积极上马数字图书馆工程。

　　然而，客观上，数字图书馆仍是一个没有被说清楚的东西，标准、版权等技术的争论正在进行，而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阵营派别，无疑将给中国的数字图书馆之路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

　　“其实，双方也不是没有合作的可能，因为数字图书馆肯定是开放的，双方如果实现资源共享会很好。但是，关键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位官员说，“如今，中信集团有意对双方都投资，如果有共同的股东背景，不知道这种合作是否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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