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须符合中国国情

王景川（左三）在《财富》论坛上说，侵权问题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的问题。本报记者韩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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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称知识产权制度应努力平衡多方面利益关系

　　本报讯 (记者 李宗品)

　　昨天上午，在《财富》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指出，知识产权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与合作，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同时也须适应中国国情，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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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平衡知识产权创造者、所有者、应用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此外，王景川还表示，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中国司法机构给出了最高7年的量刑，这在全球也是最高的。

　　王景川说，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已有20多年，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非常快。一方面，建立了符合国际规则、比较适应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颁布实施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另一方面，“有创意”地实行了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保护“两条腿走路”，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王景川称，司法机关既可依据《民法》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进行审理，也可依据《刑法》对侵权犯罪者判处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

　　此外，在打击侵权行为方面，各级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版权局、质检局和公安、海关等部门建立了联合工作机制，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行政执法。2004年5月，我国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组长的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从2004年9月起，在全国展开“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按照统一部署，国家在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重点保护领域，在货物进出口、各类展会和商品批发市场等重点环节上，加大了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

　　-数据

　　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受理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总量达到228万件，其中国内187万件，占82%，国外41万件，占18%；授予专利权125万件，其中国内109万件，占87%，国外16万件，占13%.过去5年里，三类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1%，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9%.同时，专利审查周期明显缩短，已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李宗品整理

　　-碰撞

　　独家访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

　　求解知识产权问题：对话而非对抗

　　《新京报》：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颇有微辞，对此您怎么看？

　　王景川：首先，知识产权是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就相应格外受重视。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毕竟才20多年，外界必须以发展的眼光观察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成就，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中国乐于和跨国企业交流沟通。对于盗版问题上，中国政府持“坚决打击”的态度，不过我们的执法力度还须进一步加强。

　　《新京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

　　王景川：20年以来，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上，我们的发展非常迅速。一个知识产权制度已建立数百年的国家，用与他们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我们首先表示理解，但要求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那样的标准是不现实的。

　　今后，中国将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通过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来促进中国的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包括通过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来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规范有序、公平的市场。达到这个目标，我坚信，中国将比很多发达国家用更短的时间。

　　《新京报》：这次辉瑞制药全球副董事长也参加了知识产权论坛，辉瑞万艾可专利纠纷案件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这一事件您怎么看？

　　王景川：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在司法审判结果出来之前，我作为政府官员不能作出任何评价，因为中国法院是依法独立进行审判的。而且，我国药品专利法规是和世界完全接轨的。5月16日我和辉瑞公司副董事长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会面。同时，我认为国内媒体对这件事情有过度炒作的成分。

　　本报记者 李宗品

　　辉瑞制药全球副董事长杰夫·金德勒：

　　积极应对万艾可专利官司

　　《新京报》：您怎么看中国知识产权现状？对万艾可在中国的专利案件怎么评价？

　　金德勒：辉瑞公司在未来的五年要带进中国20种新药，很显然这种新药的上市需要一个很强的、透明的和协调一致的知识产权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可以抵抗假冒药品，另一方面可以鼓励辉瑞把新药带到中国市场。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也对这种进步感到非常振奋。当然，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仍然还有很多机会或者余地来加强，我们也期待着在将来与中国政府合作。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中央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都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打击假药，我们也很积极地配合。

　　您刚才问到万艾可专利的案子，辉瑞公司当然对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表示失望。但是现在案件已经进入到法庭审理的阶段，我们对自己的专利有效性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将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司法程序。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辉瑞在中国的投入是以引入新药为主的，如果万艾可专利官司出现了不利于辉瑞的结果后，辉瑞是不是会改变引入大量新药的政策？

　　金德勒：我们在中国投资的方式并不只限于引进新药，我们有4个达到国家GMP标准的现代化生产工厂，还有1800个本地的优秀员工。

　　当我们在制定投资策略和战略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的透明和协调一致，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改善持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因为它不仅对吸引外资重要，对保护本地的研发能力同样非常重要。

　　中国生物制药企业正在蓬勃发展之中，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这些企业的发展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万艾可案件我只想说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司法程序进行的过程中万艾可用途专利仍然是有效、合法的。

　　本报记者 庄士冠

　　-场外观点

　　发达国家利用知识 产权保持领先优势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赵玉敏表示，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发达国家抵挡不了的，在低端制造业方面，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因此发达国家很难限制中国低端制造业产品。而且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通过产品贸易的方式来限制中国商品的流入已经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样的保护措施很有可能损害到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本国企业，因此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制造业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最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利益。

　　赵玉敏表示，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制了中国的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话，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将很快丧失。中国的技术进步很快，在低端技术方面已经很有优势。发达国家过高的技术保护门槛，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

　　中国企业应联合应诉

　　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林晓云指出，虽然知识产权诉讼费用极高且即使成功应诉也无法收回，但中国企业必须首先打破“诉讼费用是一种浪费”的陈旧观念。“从进入国际市场的角度来说，游戏规则是人家定的，中国企业要想生存，就只有适应环境的变化，学习掌握新的游戏规则，甚至比美国人还要精通美国的游戏规则。”

　　“一旦被起诉，被诉的中国企业必须紧密联合起来，这是最关键之处。”林晓云建议，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分担高昂的应诉成本，同时还可结合各自优势提供有利、充分的证据证明并未侵权。

　　在认识到应诉成本高昂的基础上，林晓云建议对应诉成本应做好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而不是一味迷信外国律师事务所。

　　本报记者 陈光

　　-观点交锋

　　侵权是全球性问题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前不久我看到一份资料，美国软件联盟委托调查公司进行全球性的盗版方面的调查，据这个材料讲，目前在全世界销售的软件中，盗版的比例大体占36%左右，其中美国大约为24%。这说明侵权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我认为要营造一个“合作而非对抗、对话而非指责”的局面。对于任何国家和政府，当它已经在努力保护知识产权的时候，应该给予它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进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它的发展问题。

　　望打假有更多努力

　　辉瑞制药公司全球副董事长杰夫·金德勒：和美国、欧盟相比，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处理的时间相对来说短得多，但是它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政府在各个层面上都表明要保护知识产权，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是很积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中国公司本身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在医药行业70%左右的专利都是来自于中国公司，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假冒药品确实引起了很严重的安全问题，不光是对中国公民，包括对国外公民的健康都造成了威胁。中国政府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进行执法工作，有很多行动。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执法工作、更多的努力来没收和扣押这些假冒产品。

　　打假不应单挑中国

　　美国电影协会公司总裁兼CEO丹·克利克曼：盗版的问题很大，家庭里的DVD产品我们估计大概有95%是盗版的，这不仅是在中国，在法国、印度等地都是如此。

　　现在任何产品都可以模仿，甚至是药品。盗版者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容易制造假冒的复杂的产品。我想解释一点，要解决世界各地都存在的问题，单挑中国当然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技术共享可有回报

　　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张钥：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感谢他们的努力。

　　但是另一方面，飞利浦公司也认为应该提供解决办法。首先我们认为任何技术都应该建立在共享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想要维持任何技术的专有性，而是把它共享。通过共享你应该有可行的商业回报，这种回报就是保证研发的可持续性。我想这个观念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