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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传统医学存在源流关系:两者无本质区别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3日 15:45 新京报
科技时代_中韩传统医学存在源流关系:两者无本质区别
从韩药店的内景可以看出韩医与中医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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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时代_中韩传统医学存在源流关系:两者无本质区别
李济马在《东医寿世保元》中提出了“四象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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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古代名医许浚在《东医宝鉴》中提出“身土不二”,意思是“身”和“土”不能分离,每个人与生养自己的故乡水土无法断绝联系。这一理念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从历史流变的状况来看,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种类似“身土不二”的渊源关系。

  韩医的医学理论、诊疗手段与中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韩药店的内景可以看出韩医与中医的密切联系。

  《东医宝鉴》对日本“汉方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济马在《东医寿世保元》中提出了“四象医学”理论。

  源与流的关系

  “中医与韩医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国中医药报》总编助理毛嘉陵说。他认为,今天的韩医,其根在中国的中医。韩医和中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医学观、医学理论、临床诊疗方式等方面来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传入朝鲜半岛。到了唐代,中医药最著名的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就成为了朝鲜医学生的教材,他们效仿唐朝的政府管理制度,设立了医学学科。北宋时期,全面反映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太平圣惠方》成为了高丽国医药临床中重要的指导性读本,接着,高丽国又刊印了《伤寒论》、《肘后方》等一大批中医药著作,使中医药学在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高丽国还仿学宋朝设立了“惠民局”、“典药局”等医药机构。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傅延龄也表示,直到明清时期,韩国始终与中医保持着交流。“比较多的是中医传入韩医,也有不少韩医元素融入中医。”韩医一直以来都将中医称之为“东医”,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出于民族自尊的原因,才将名字改成“韩医”。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然使用“东医”一名。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况有类似又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医习惯被称为“汉医”、“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施“脱亚入欧”的政策,否定一切传统的文化与技艺,也自然停止了对中医的学习。因此,日本的“汉医”在明治维新后陷入了低谷。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傅延龄认为,“因此现在中医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不如在韩国的情况。”

  也许从中国的角度看更能了解韩医与中医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韩医被称为“朝鲜医”,属于民族医学的一部分。从事民族医学研究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介绍,中国的传统医学分成作为主要代表的中医学、各民族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三大类。其中第二类包括了二三十个民族的传统医学,有十多个比较活跃,朝鲜医和藏医、维吾尔医等并列其中。

  “19世纪一部分韩国人移民入吉林延边一带居住。他们的移居引入了一些新的移民文化。他们所掌握的传统医学原先叫‘高丽医学’,后来改称为‘朝鲜医学’。”诸国本表示,“民族医学是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和中医学的地位是并列的,它不等于地方化民族化。”

  儒家思想引出“四象医学”

  庆熙大学医科大学是韩国最著名的传统医学院校,该校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炳熙认为,中医和韩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哲学理念上的不同:“中医主要立足道家思想,侧重人类生活的平衡。而韩医则主要立足儒家思想,试图尽量去适应环境,探求如何更好地生活。”他认为,从这点上来看,韩医比中医更为实际。

  不过,中国学者并不认同他的这种看法。诸国本认为,尽管中医的《内经》具有淡泊名利等虚无的思想,较接近道家理论,但中医随后的发展中,还是受到很多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如汉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受到这一时代重儒思想的极大影响,而包括白内障的针拨术等在内的一部分中医眼科技术,则来源于印度,受到佛教影响。

  高炳熙认为,哲学理念的不同导致中医和韩医之间理论框架上的不同。他认为,儒家思想导致了“四象医学”的产生。“四象医学”是韩国特有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体在行为、生理特征和适应性方面的个性。不同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根据人体的气、体形和生理心理特征,归入太阳、太阴、少阳和少阴四个象。因为其极其注重个体的特性,高炳熙形象地将这一理论称为“裁缝医学”,也就是说,医生和裁缝一样,会给病人“量身”诊断,开处方。“这就是‘消费者是上帝’。”

  不过,说四象医学就是韩医的理论基础并不确切。傅延龄表示,“四象理论”和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和“四象”理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何况“四象医学绝不代表韩医学,它只是比较出名的学术”。

  同时,四象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周易》。《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诸国本认为,中医的《内经》、《灵枢经》中也都提到了“四象”的概念,“它把疾病和人体体质相结合起来,按此诊断,而开的方子还是中医的方子。”因此,他也认为“四象医学”只能算是韩国医学的特色理论。

  韩医框架并无独创性

  无疑,作为中医主流分支出去的韩国医学,在自身基础上有着创新和发展。和中医广泛吸收外来精华一样,韩医也在初创时期吸收过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医学传统。到了宋元交替之际,尽管在理论上依旧沿袭中医基础,当时的东医还是创造出一些独有的医药工艺,并出现了大量的东医医学书。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韩医的发展立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又结合了自身的草药实践。“韩医学是朝鲜古典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诸国本如此定义韩医。

  除“四象”医学之外,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些流派上的差异。比如韩医将内科按脏器细分。此外,有观点认为,韩国不存在“温病学派”。这点在学者处得到了否认。“古人看不到病源微生物等物质,因此用很综合性的‘气’代替,包括了正常和非正常的热气,”傅延龄介绍,“‘寒’不是狭义的寒冷。中医将所有非人体所有,包括气象因素在内的外界导致的病都并入伤寒之列。”明清后,科学意识出现,人们发现有些疾病不是寒引起的,而是温和热造成了对人体的伤害,因此才产生了不同的治疗方式。由此产生了“温病学派”。明清是“温病学”的成熟期,这个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较成熟,它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但因为15世纪以后,韩国依旧和中医有着交流,中医科学成果继续传入韩国,也对韩医学产生了影响,只是韩医教育中,不设专门的温病学课程。

  “看差别关键看在医学观念和学术理论体系上有没有差别。”毛嘉陵表示,韩医与中医的差别甚至不如藏医或者维医与中医的区别大———这两种民族医学与中医有截然不同的一套理论。相对而言,韩医与中医相比,整体框架没有特别大的独创性。

  -新知补丁

  韩国“医圣”与《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由朝鲜太医许浚编撰而成。当时的朝鲜国王光海君说:“东垣为北医,丹溪为南医,宗厚为西医,许浚为朝鲜之医,谓之东医。”朝鲜“东医”因此得名,许浚也因而在韩国享有“医圣”之名。韩国大使馆食药官韩容燮介绍说,许浚还是第一个进行人体解剖的韩国人。

  韩容燮对《东医宝鉴》一书评价很高,他认为许浚将此前传到韩国的中国古代医书分门别类,重新整理,并有很多独创性的见解,成为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这是韩医的基础所在”。

  毛嘉陵介绍说,在《东医宝鉴》诞生之前,韩国医士就通过对中医书进行分类整理,编成医药学巨著《医方类聚》,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已经失传的医书30余种,堪称中国明以前医方著作的集大成者,这也是韩国为中医药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东医寿世保元》

  韩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经典之一。医学家李济马于公元1894年撰写完成。全书4卷,分为性命论、四端论、扩充论、脏腑论、医源论、广济论、四象人辨证论等七编,记载625条论述,153个方剂,约6万字,初刊于1901年。该书的基础理论部分论述了作者首创的以体质为诊疗依据的“四象医学”学说,阐述了“天、人、性、命”整体观、阴阳学说、四象人论、四象脏腑论、四象病因病理学、四象诊断学和药物方剂学。

  该学说是东医学的重要理论体系。同时也为东方传统医学增添了体质医学的新内容。

  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沈志祥(国家中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柳长华(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

  贾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

  诸国本(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

  毛嘉陵(《中国中医药报》社总编助理)

  傅延龄(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博导)

  金海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

  韩容燮(韩国大使馆食药官)

  高炳熙(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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