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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记者亲历艾滋病检测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 12:59 新民周刊

  撰稿/李宗陶(记者)

  在我国,艾滋病检测目前有三种形式——自愿咨询检测、哨点监测、医院检测。其中自愿咨询检测(VCT)遵循本人自愿的原则。各地的疾控中心都有免费的VCT,这是卫生部今年颁布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的“一免”。

  抽血3毫升

  11月23日上午9点,记者第二次赶到北京疾控中心体检中心。前一天到达时11点已过,咨询室大门紧闭,墙上贴的告示说,每周一、二上午8:30-11:00接受检测。

  这次,咨询室的门开着,可没人。这是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间,部分墙面已斑驳脱落,一面墙上挂着检测流程图和保密规则,其中“严禁在咨询中接听无关电话”的规定让我找到了前一天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的原因。桌上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机,一支笔躺在一叠咨询个案登记表上,有两份已经填好搁在一边。

  等候时,门口出现一位瘦小的男子,北京口音,他说,“这上班时间,不应该(没人)啊。”我们于是聊了起来。他说,三年了,老晕,身体一不对劲,就往那儿想,已成一块心病。前几天他去地坛医院做了一次检测,是阴性(他掏出一张折得规规矩矩的化验报告单,展示在我视线1米左右的地方,以免我接触),可他还是不放心。听说疾控中心更权威,而且免费,所以想再做一次。

  “你就真是,政府已经说了,管治。”他安慰我。

  15分钟后,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走进来,面带微笑,还有几分歉意,小屋子里陡然添了些暖意。她的声音说不上好听,但比较柔软。在询问和解答之间,她始终带着这份柔软。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来做检测,一定是有原因的,你最近……”我立刻接口,最近去了一家私人牙科诊所,拔牙中出了血,使用了诊所的针管,有些担心。

  她有些意外,问我姓名,打算填写那张咨询表。我问:“一定要用真名吗?”她非常温和地说:“你可以用假名,但自己别忘了。”

  我接着问:“您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做检测呢?”她答得非常专业:“我们一般都要求牙科诊所定期对仪器和针具消毒,但牙科设备非常精密,对消毒液和浸泡时间都有较高要求,一般现实中不太做得到。你说出了血,也不记得是不是一次性针管,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例因为拔牙出血而感染艾滋病的。”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做一次。她问拔牙距今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多月。“那我建议你最好3个月以后再来做,因为你现在很可能处于窗口期,抗体未必产生,现在测出阴性不能保证就没有感染。”她很耐心。

  我是铁了心要做的。于是她问我有没有北京身份证,我说我来出差,听说此地免费,特意来的。她解释说,免费检测目前只是针对本地户口的人,各地都是如此,因为这笔款项由地方财政支出,暂时只能满足当地的需求,流动人口太多,没法都包下来。

  我交了50元,进入一排老旧平房的2号诊室。屋子很小,站满了人,全是来做乙肝三项的。女大夫给一位单独来的男子抽完血,又给5位单位组织的体检者依次注射甲乙肝疫苗,过程中她没戴手套。

  大夫要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我被编号为24,所在的这页上还有3个人,依次是一位15岁的女性、一位33岁的男性和一位26岁的男性。接着大夫为我抽血,她的手上多了一副塑胶手套。

  深红色的血液慢慢溢进针管,刻度指在3毫升时,她拔出了针头,给我一个棉签:“按住喽,完事了。”她把这管血注入一个写有我名字的戴塞试管,我再次默念一遍假名,以便取报告时不致忘记。

  我问女大夫什么时候来取报告,她说:“周五下午,去咨询室,跟这儿没关系了。”这天上午,她对付了许多人,心情显然不大好。跟我聊天的那位男士紧接着抽了血,他看一屋子人的眼光有点复杂。

  咨询室里又来了一位咨询者,女性,很年轻。温柔的咨询员告诉我,每周五下午是统一取报告时间,这里不能像医院那样当天或第二天能知道结果,原因是人手紧。她很轻易就答应了我电话查结果的要求,这与墙上保密规则的最后一条“严禁采用电话、邮寄方式反馈实验室结果”有出入。她说,由于咨询者总有这样那样的特殊情况,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放宽了要求。

  整体感觉是咨询员知识专业,对来者的心理也照顾得较好,但抽血过程显得跟上一个环节“没什么关系”。而且,人手少、地方小,两处都很明显。

  医院检测者增多

  据了解,全国范围内,二甲以上医院都有能力做HIV抗体检测,但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医院须由当地疾控中心指定——北京市在地坛医院、佑安医院;上海市在传染病医院、华山医院;广州市在第八人民医院;各省设点都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网页上查到。

  11月22日,记者来到北京地坛医院。在住院部四病区(艾滋病病房)的医护工作台前,记者看到排着病房床号牌的磁性黑板上缀着一圈红丝带标志,有几位排队等候诊疗的病人,还有几位前来拿药的。

  攀谈中,一位年轻的男子告知,他初筛是阴性,不放心,又做一次,测得是阳性。

  “你为什么会这么警觉?”记者问。

  “我的伙伴(同性恋)有这方面的知识,要我再做一次。”男子答。

  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中心是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所在,门前的围栏上挂着一条红幅“关爱妇女,抗击艾滋”,这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中国确立的主题。

  记者在咨询室等候,这里同时也是该院为艾滋病人组建的“红丝带之家”。室内悬着红色皱纹纸编就的彩带,喜气洋洋,仿佛刚刚开过联欢会。绿皮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五六叠介绍艾滋病知识的小册子,可供取阅。墙上贴着中心成立5年多来的各种资料和照片,其中两则引起记者的注意:一张是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视察地坛医院时与艾滋病人握手的照片,另一张是1998年8月10日的《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挣脱恶魔——艾滋病毒感染者小鹏飞在地坛医院见到曙光》的报道,配发的是宋鹏飞当时的一张侧面照片,看得出他的瘦弱和稚气,与2003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握手、拥抱时的那个小伙子判若两人。他是中心主任徐克沂的病人。

  中心副主任伦文辉博士接待了我。他说,就诊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初诊时病人一般是去普通门诊,当讲述完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的经历后,医生会做出一个危险度评价,然后建议是否需要做HIV抗体检测,需要的就转到中心来了。对于病人中特别焦虑的,中心会指派一位(也是该中心唯一)受过专门培训的护士来做检测前干预。化验报告一般当天或第二天就能拿到,对于阳性结果,医院会将血样转到疾控中心实验室做确诊实验。

  确诊感染后,一些病人会出现情绪上较大的波动,仍由那位护士帮助做检测后咨询,包括心理辅导(譬如告诉病人,艾滋病现在已经不是不治之症,它被归入慢性/难治性疾病,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坚持服药,可以存活至年老)。而另一些病人,通常不会将内心的痛苦告诉医生(没有这个习惯),而是对家人或朋友倾诉,于是便转入治疗。

  病人最关心的三大问题是:能不能治?效果怎样?费用多少?医生通常会答:能治;效果因人而异;费用是国产药每月470多元,但一旦出现耐药性就必须换进口药,每月需要2000-3000元。

  伦文辉说,中心刚成立时,来咨询或检测艾滋病的人极少,现在逐年递增,平均每天接待1-3名艾滋病感染者,迄今共有600多位病人的资料保存在这个中心。

  人为什么会多起来?伦文辉的分析是:现在感染的人数多了,艾滋病明显表现为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转移,也就是说,那些大众观念中不吸毒、也非同性恋,或者什么“坏事”也没干的普通人正在不知不觉成为HIV病毒的携带者。

  他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有了艾滋病的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以前艾滋病感染大多在发病期(出现发烧、腹泻、疱疹)才会去看普通门诊,而现在,许多被发现的感染者都处于感染前期,并无症状。他说,这与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宽容度增加也有关,“以前艾滋病人谁敢上电视?现在虽说有的还打马赛克,但正面亮相的也不少,他们的出现是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变化有关系的。”据宋鹏飞说,最早医生去他家诊疗时,都全副武装,临走还将白大褂和口罩丢弃在他家了。

  伦文辉分析的第三个原因是现在有了用于治疗的药物,加上国家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等优惠政策,让许多原本“知道也没治,不如不知道”的病人看到了希望,所以愿意前来检测。

  免费还是收费

  北京地铁车厢里,印有濮存昕头像的宣传广告上写着,自愿咨询检测是免费的。

  2004年9月,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项细则,其中包括免费,但各地反应不一。9月7日,杭州市疾控中心设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室,接受艾滋病高危人群和脆弱人群的VCT,而南京市虽然指定了两家单位免费进行VCT,但是因为“主管部门还没有对免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所以免费检测仍未启动。

  记者的亲历说明了免费目前的含义:每个公民在户籍所在地的疾控中心(而不是医院)可以享受免费的检测。11月24日,记者采访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洁时,她对此作了解释:一项政策的落实总有一个过程,而过程需要时间。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医院检测收费的标准千差万别。给记者看阴性报告的那位男士在地坛医院门诊做初检,交费93元,其中90元是检测费,3元是一次性针具的收费;但在该院病房里做初检,收费却是40元,相差一倍还多。那位男士告诉记者,大伙一般都习惯上医院瞧病,要早知道疾控中心可以免费测,就直接去了。可见很多有关“免费”的解释和宣传还不充分。

  11月20日,记者在清华大学“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的成立仪式上遇到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韵贞教授,她这样理解国家检测免费的政策:作为流行病筛查(国家行为)的检测是免费的,而作为治疗(个人行为)的检测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若涛教授说,国家现在拨款给各地的疾控中心,再分配到几个指定做检测的点,初筛实行免费;但医院没有得到类似的拨款,因此要求医院不收费是不可能的。但记者的担心是,如果更多的人知晓了政策,加入到“配合国家流行病筛查”的免费中去,那局促的咨询室、要接待众多乙肝化验抽血和疫苗注射的诊室,以及忙不过来的大夫能承受吗?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这样的问题,当初检测得阳性后,一般要做1-2次复检确认试验,复检的费用由受检者自己承担,费用从480-800元不等。伦文辉告诉记者,若初检呈阳性,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中心一般马上将血样转到疾控中心实验室做确诊实验,这项复检是免费的,病人如果还想再确认一遍,就需要交费。这有些令人费解:如果向病人解释清楚已经做过复检及其准确度,病人没有理由怀疑并自己掏出数百元要求再做一次。

  美国疾控中心驻华代表叶雷告诉记者,他遇到过因为交不起或不愿意出500元左右的复检费用而流失的初检呈阳性的病人,也就是说,这些本有可能浮出水面的HIV感染者重又沉入水底。

  复检费用真的需要这么高吗?据业内人士透露,复检试剂的成本价为100多元,而各家医院尽管各收各费,标准不一,但都高出一大截。北京某医院收费480元,而另一家医院收费近800元,上海某医院的收费也在500元左右。要国家承担这部分费用是不现实的,但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可能因终身服药而面对巨大经济负担的人来说,医院在复检这一项上的高额利润显得霸道而缺乏关怀。

  沈洁主任听记者告知这些情况,沉吟片刻说,这些收费,有待规范。

  至于直接检测HIV病毒(而不是抗体)的费用,记者在采访感染者时获知的价格是2000元,上海传染病医院的明码标价是1500元,而某地疾控中心的定价是2100元。曹韵贞教授告诉记者,直接检测病毒的试剂目前没有国产产品,全赖进口,一盒试剂9000-9300美元(不包括关税),只能做84例检测,收费之巨,事出有因。

  合理使用检测资源

  上海的艾滋病感染者黎家明告诉记者,他认识的一个人3年来每月去做一次HIV阳性检测,因为他坚信自己染上了,对每月拿到的阴性报告都信不过;另一些人查出抗体阴性还愿意出2000多元直接检测病毒,大多被医生劝阻——因为抗体检测的准确度可达95%以上,没有必要浪费资源。

  记者在北京疾控中心碰到的那位已在地坛医院测得阴性的男士,短期内似乎也没必要再做一次检测,但一定是他的焦虑说服了咨询员。

  清华大学艾滋病与公共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认为,艾滋病检测的一个重要意思在于它是一个咨询、交流和教育的过程、一个人们用躯体和心灵体会流行病危害的过程。这一体验,可以让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们立即考虑治疗问题、考虑保护家人、考虑在可能还会发生的高危行为中保护他人;而那些检测呈阴性的人们可以在庆幸之余开始考虑如何在今后避免高危行为、如何同艾滋病感染者相处以及如何从自己做起预防艾滋病的流行。正因为如此,他说,合理使用检测资源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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