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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与重构:后信息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嬗变

2019-02-11 15:03:08    创事记 微博 作者: 科技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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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胖子

  来源:科技杂谈(ID:keji_zatan)

  【1】

  几周之前,一部电影宣传片《啥是佩奇》霸屏了朋友圈。

  留守老人李玉宝,要给他的孙子准备春节礼物,但城里三岁孩子习以为常的一个动画角色,大山里的爷爷却要问遍全村,才勉强搞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一部8分钟的短片,为什么能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因为它真实反应了,当今每一个家庭都在面临的现实矛盾。

  表面上来看,乡村老人的追问背后,代表了经济飞速发展背后,中国城乡文化的断层。

  根据《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在1982年,中国的流动人口仅有657万人,而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2.47亿人。

  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达到64.7%。

  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外地落户等情况,中国也有约1/6的人口--尤其是年轻一代,长期与家人天各一方。

  生活环境的差异,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社会认知和文化理解。而春节的人口回流,带来了这种矛盾最普遍的碰撞与交汇。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信息通信为我们带来的社会结构剧变。

  几周之前,我参加腾讯的"科技向善"论坛,有幸现场聆听了北大邱泽奇教授的演讲,深有感触。

  邱教授说,我们已经从家庭社会,进入到技术化社会。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血缘、家庭与宗族,自下而上构建起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

  一个人用脚步能够走一个来回的距离,就是集市的半径;能实施有效管理与维持统治成本的范围,就是帝国疆域的极限。

  从国家、宗族到家庭,生活关系越是紧密,信息和知识共享程度越高,价值观越一致,即便有冲突,也会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融合趋同。

  而现在,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彻底打破了家庭、地域、年龄、性别,乃至社会阶层等局限。

  一家人坐在一起,却各自捧着手机,关注着不同的问题,与不同的好友交流。老人们谈养生,成年人讨论经济社会,孩子们关注明星。

  虽然在血缘上他们是父子、母女、夫妻……但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彼此隔离,相互看不上对方的话题观念,甚至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彼此疏远甚至是对立。

  他们更认同的,是另一群可能远在地球另一侧,却与他有共同话题和共同观点的陌生人。

  甚至连同一个人处身的不同社群,也变成了不同的"平行空间":

而这,也将驱动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而这,也将驱动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

  正如张小龙所说,我们接纳的大多数新信息,都并不是自己主动获取的,而是由周边人推荐而获得的。

  而在移动互联网上,无论如何犀利、如何小众甚至是如何叛逆的观点,都能找到应和,反而会因为彼此的认同和赞许获得成就感。

  "每一个人的心,都在自己的手机里。一屏一世界,一个人的社会,已经取代了家庭的社会。"邱泽奇说。

  【2】

  这个转变的达成,归根到底在于,中国领先全世界的通信网络建设,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手机连接世界。

  多年来,中国运营商一直背负着垄断骂名。

  但在事实上,正是依赖于运营商的大建设,中国才迅速地完成了向信息化社会的全面转型。

  在1980年,中国只有664万门交换机和418万部电话,而且作为事关安全的信息命脉,它仍只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无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直到1989年时,全国手机总量也只有1万部。

  当时,甚至连外交部的司长,因为外事活动需要,在家中安装电话,都必须由外交部发公函,到邮电部请求协助。

  1989年,统计部门曾预测,中国的手机保有量将在2000年达到80万部,结果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达到8700万部,比预测高了100多倍。

  2001年,中国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网络大会战,将网络从城市扩展到高速公路、景点、农村等区域,实现全国范围的广覆盖。

  自此,从"神州行"到 "全球通",移动通信普及的大潮席卷中国。

  2004年1月16日,信息产业部下发了《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通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95%以上偏远山区必须有电信信号。

  自此,无数运营商员工通信人扛着设备,提着工具,人扶肩扛地把铁塔架满了中国无数乡镇,从喜马拉雅山顶,到南海岛礁,都实现了通信信号的覆盖。

  这个过程的艰辛,远非外界所能想像。

  在很多偏僻村落,基站的建设需要投入数十人力,上百万成本,甚至通过VSAT卫星保障信号,而当地产生的营业收入,却往往连每个月的电费和维护费都不够。

  但也正是这样一张网络,打通了中国的信息动脉,将中国的城镇与乡村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无论天涯海角,都随意交流。

  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运营商的移动用户总数达到15.43亿,甚至已超过中国人口总数;电信业务总量已达到65556亿元;移动通信基站也超过600万个,网络规模居全球首位。

  目前,全球有500万4G基站,其中,中国的基站数量超过300万,占64%;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他190个国家,一共只占36%。

  在2018年12月,中国移动用户移动流量消费已达6.25 GB/人/月,是上年同期的2.3倍。

  而预计到2020年,中国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将超过98%,且农村家庭的宽带将达到12Mbps以上。

  《啥是佩奇》里那样,乡村小卖部里卖着中国移动手机,村委会教村民设置VoLTE视频彩铃,农民一边放羊一边刷抖音……

  导演张大鹏说,这部片子并不是中国移动的植入广告。但在我看来,这部片子,其实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信行业最好的广告。

  因为,它真切地告诉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倒爷腰挎BP机,手拎大哥大的时代,不是中关村、金融街和CBD的白领上网冲浪的时代。

  手机、网络、信息不再是某一个阶层的象征,而且彻底沉到农村,成为像水、电、气一样,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要素。

  【3】

  如果说,过去20年的"村村通"大建设,为中国奠定了信息普遍服务的基础。

  那么,过去10年的移动互联网大发展,则是真正深入到无数生活和行业场景,驱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质变。

  2009年8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中国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

  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启幕的标志事件,到现在还未满10年,但整个移动互联网已经日新月异,在一浪又一浪的井喷中,成长为中国新经济的引擎,

  微信、陌陌、知乎、抖音、直播、吃鸡、王者荣耀……

  炒股、导航、打车、报税、听音乐、看新闻、打游戏……

  如今,我们用京东淘宝购物、用美团饿了么订餐、用滴滴摩拜OFO出行、用微信支付宝付钱……越来越多的信息、产品和服务,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

  而依托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4.0、物联网等技术,互联网更已开始深入线下,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拉动社会经济加速增长。

  用邱泽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互联网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态系统。"

  【4】

  一直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都是以十年为一个发展周期。

  过去的3个十年,从通信、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已经带给我们太多变化。

  而即将成为"5G元年"的2019,也将成为我们面向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起点。

  这一个十年的核心命题,是万物互联。

  所有的设备都将连网,以更低的时延、更高的带宽、更海量的连接、更敏捷的感知、更智能的处理,更彻底地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将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后信息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小,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同时也带来更多的规则冲突与规则缺失。

  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基于新的互联网社会生态,通过新的信任机制,构建和完善面向数字社会时代的发展新规则和新机制。

  比如,与此同时,我们每一次手指划动,每一步脚步进退,都在我们的经意或不经意间,通过手机、通过智能设备、甚至通过各种传感器,都会以数字形式,在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库中,留下一个抹不去的行动痕迹。

  如何在提高效率、提升便利性的同时,保护每一个人的隐私和数据安全,这将是一个最为艰巨的挑战。

  而对我们个人来说,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去刷新我们的观念和认知,更快更好地应对和适应新时代的浪潮。

  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出,不同人群对信息、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差异,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分化,并将其命名为"数字鸿沟"。

  如今,信息普遍服务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小。通过互联网,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海量的信息和服务。但到底获取哪些信息和服务,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却更加巨大。

  这些,都是我们即将迎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文章关键词: 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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