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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华人高管:不要把设计权交给外国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7日 15:21 21世纪经济报道
科技时代_国际电联华人高管:不要把设计权交给外国
ITU候任副秘书长赵厚麟(新浪科技配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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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报道 特约记者 罗绮萍 见习记者 陈韵

  国际电讯联盟(ITU)打破36年的传统,创造了一个纪录:12月4日-8日,首次在日内瓦以外的地方——中国香港举行展览。

  ITU候任副秘书长赵厚麟也创造了一项纪录:1998年,他成为133年来ITU首位非欧洲人
的标准化局局长;而明年1月1日,他将是ITU 142年来的首位华人高层领导。

  赵厚麟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1986年成为ITU职员。1998年被中国政府提名为ITU标准化局局长候选人,同年当选。2002年10月再次当选连任。今年11月10日,他当选为ITU副秘书长。

  12月6日,赵厚麟在繁忙的ITU世界电讯展日程中抽出一小时,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访问,详谈中国ICT(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他的忠告:全世界都没有中国那样大的市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一套,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访问结束前,本报记者问赵要手机号码,并想看看他用哪一种手机。谁知他说只在ITU期间有一个临时使用的香港3G手机,在日内瓦根本不用手机。

  ITU副秘书长没有手机,也算是一种吊诡。

  打破133年传统

  《21世纪》:你是首位华人出任ITU的高层职位,是否代表着ITU对中国市场的看法?

  赵厚麟:我现在是标准化局局长,是ITU里专门负责技术及制定标准的。ITU成立于1865年,1865年到1948年,这个职位由瑞士人出任,1948年到1984年由法国人出任,1984年到1998年由德国人出任,直到我才是首位非欧洲人出任此职,打破133年的传统,这已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这表明ITU对中国这么多年的IT建设的肯定。这次当选副秘书长也有一些背景:根据ITU的规则,我今年底任期到了,不可再连任标准化局局长,我要有新的岗位。中国政府决定推举我角逐副秘书长,竞选过程很顺利,ITU的人对我过去8年的局长工作比较认同,事实上我在ITU已经工作了20年,大家对我也比较了解和支持。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推动,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也明确表示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我顺利当选。与我同期还有中国代表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在WHO工作的时间比我在ITU短得多,她的当选更大程度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及在竞选工程中的努力。

  《21世纪》:ITU候任秘书长是来自非洲马里的哈玛德·图尔,你是来自中国的,两人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这有甚么意义?

  赵厚麟:我们不是采用内阁制,所以正副秘书长及各个局长的选举都是独立进行的,这也显示ITU对于发展中的市场非常重视。

  运营商“走出去”的风险

  《21世纪》:下月你便正式出任副秘书长了,你会重点关注中国什么议题?

  赵厚麟:我的工作是协助秘书长,要处理的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不能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爱。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很关心中国的发展。我会关注与中国合作消除数字鸿沟,我们不但关注外国的技术进入中国,还关注中国的技术如何走出去。现在各大运营商都开始走出去了,以往主要是设备制造商走出去,这方面的风险较小,但运营商在外国发展的风险会较大。

  《21世纪》:那你对中国IT业有什么忠告?

  赵厚麟:有一点很重要,便是不要把设计权交给别人。中国的市场太大,远较外国的市场大,所以不宜照搬外国的经验。

  我认为中国IT业的机遇很好,因为中国的业界发展相对稳定,盘子愈来愈大,相对而言,国际的大型IT公司不断兼并重组,业务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到外国开拓市场,把中国的品牌打响。但也要注意风险,因为运营商的资本投资较大,投资年期较长,最少要3-5年,如果中国运营商没有好好掌握外国市场风险及政治风险,便有可能吃大亏。

  《21世纪》:根据ITU的研究,中国的DOI指数(数字化机会指数,根据11项因素评定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机会)在2001年到2005年增长很快,2005年已经达到0.42(印度是0.29)。加上这次ITU国际电信展在香港举行,及上月你当选ITU副秘书长,这些是否说明了ITU和国际电信业为何如此重视中国市场?

  赵厚麟:中国因为底子比较薄,市场比较大,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市场几乎饱和的欧洲。中国的电信网用户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因特网用户数已经进入全球前十位,用不了几年排名还会上去的。

  中国电信网络应用方面的多样化也很明显,拥有几乎所有的新业务,甚至服务的多样化比欧洲运营商提供的还要多。我们电信产业的制造商发展也很快,不管是大型企业如华为中兴大唐,还是中小企业,发展都很快。因此,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是没有人能比的。

  《21世纪》:你说到要缩小数字鸿沟,你如何看待在中国农村推动ICT服务?

  赵厚麟:我们对于在农村提供ICT服务很积极,ITU刚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和几家运营商签定协议,推出“ICT赋能网络”。尤努斯教授会把他们的“电话女士”发展成“网络女士”,在各个贫穷农村中推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可望缩小数字鸿沟;我看到中国几个运营商都很努力发展农村市场,这一方面是一门有前景的生意,另一方面也会对整个IT局面造成正面影响。

  3G牌照三张不嫌少,四张不嫌多

  《21世纪》:你对中国3G的发展和网络布局的重组有什么建议?

  赵厚麟:什么时候发牌照这些问题都是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我可以谈谈个人的一些观察。

  英国2004年发了6张牌照,政府一下子赚了几十亿英镑,而竞拍成交的价格比政府提出的起始价格高出四五十倍,显然是市场太疯狂了,英国市场那么小,6个牌照太多了。其后德国和法国发3G牌,也有考虑不周之处。

  发牌只是3G开发的一个方面,运营商还需要建网、开发等其它投入。德国的经验就是买了牌照的企业合起来建设网络设施,共享这些基础设施可以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可以减少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中国也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在考虑这样的做法。

  《21世纪》:你认为中国3G牌照发放多少张比较合适?

  赵厚麟:我个人认为三张不嫌少,四张不嫌多。

  《21世纪》:你对TD-SCDMA牌照的发放有什么看法?

  赵厚麟:TD-SCDMA在中国投入那么大,牌照肯定会发出去。在其它的3G标准也没有开发完善的情况下,TD-SCDMA和他们的差距也不是很大,还是有机会发展的。我认为在奥运会之前,花一两年时间把大城市的3G设施建设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到时候能有多少用户?是否需要漫游?是另外一个问题。

  (本报记者于晓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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