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野心之城的生与死

女王野心之城的生与死
2020年08月14日 05:06 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女王野心之城的生与死

女王野心之城的生与死

,负责报道与反对派作战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士们的生活。不过,事情似乎朝着偏离轨道的“错误”方向发展,在1926年首次出版的《红色骑兵军》中,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巴别尔描述了战争中哥萨克骑兵的失控行径——烧毁村庄,驱逐农民,砸毁教堂。

  女王的野心显然不只在黑海,她想要的疆域延伸至奥斯曼帝国,甚至抵达地中海。“我非但不会像乔治那样签署十三个殖民地的割让书,我还会一枪崩了自己”——叶卡特琳娜盘算着把黑海海岸作为帝国征战的起点,以实现期待已久的废黜君士坦丁堡苏丹的目标。

  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又向南推进了一步。宫廷里杰出的野心家们,显然知道女王想要什么。归还克里米亚?做梦!那就打一仗。作为整个战争期间不战而胜的伟大战役,围攻军事要塞的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面对偷袭的敌人,目瞪口呆的奥斯曼帝国官兵缴械投降。停泊在附近海面的40艘战舰对此毫无反应,几轮象征性的交火之后,战舰撤退了。

  黑海边古老的要塞小镇,将被改造为承载帝国梦想的耀眼“明珠”。1795年,在耽搁了3年之后,宫廷终于抽出时间,为这片从奥斯曼人手里夺来的土地命名——敖德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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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舞蹈演员在发病后不到36小时死亡。3天之后,又一位演员死亡。紧接着,第三个人发病,随后,是更多人。1812年8月,敖德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起病来”。

  病人的症状相似,头疼,恶心呕吐,乏力眩晕,腋窝和腹股沟出现肿胀,疼痛难忍。一周不到,患者就一命呜呼。没错,鼠疫。你一定从加缪的小说里看到过相同的病症。黑海周边,霍乱和鼠疫等大规模传染病很常见。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曾经夺去了1/4欧洲人的生命。究其来源,可能是某艘货船驶离克里米亚港时,顺便捎带上了细菌和病毒。而不断征战的士兵,也会在不经意间将疾病带回故土。至于港口城市,更是容易被来自各地的瘟疫所侵袭。

  城市的防疫系统,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给敖德萨总督黎塞留的首份诏书中,有一项具体任务:挑选合适地点修建检疫场所。此时的敖德萨,已经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其对外开放程度,超过帝国的任何城市,遭受瘟疫的风险也骤增。检疫体系包括:对所有货物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消毒;乘客需要在隔离观察点观察14天。不过,受到感染却未出现症状的乘客只要贿赂海关官员,就可以逃避监管,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城市。

  鼠疫就这样开始流行。黎塞留作出一个大胆决定:不仅是关闭城里的公共场所,而且封闭城市的边界地区,并在所有毗邻地区进行检疫。市民被强制留在家里,由警察和官员运送食品;任何人只要出现生病迹象,就会被带到单独区域隔离。原谅我唠叨这些,因为它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疫情如此相似。

  两个多月后,“禁足令”解除。在严厉管理措施下,瘟疫被驱除,以10%的人口死亡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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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26岁,莱斯都没有遇到可心的伴侣,或者说,满足母亲苛刻条件的结婚对象。她出身豪门,是敖德萨创建者波将金将军的侄孙女,举止优雅,“与其说漂亮,不如说长相端庄”。等待相当折磨人,好在年近40的少将沃龙佐夫适时出现。

  同法国的战争刚刚结束,征战南北的将军终于可以享受一段闲暇时光。在巴黎的盛大聚会上,他与莱斯一见钟情,并且赢得了伯爵夫人的喜欢——年龄够大,事业有成,有传奇经历,“长长的家谱里全是中落而有钱的俄国人和英国亲戚”,一场完美的婚姻水到渠成。

  在对未来事业进行各种谋划之后,少将终于接到任命状,担任新俄罗斯总督。一家人起程前往黑海之滨。此时,黑海沿岸地区虽然今非昔比,却依然是要被驯服的边疆,自由分子的“流放地”——20岁不到就小有名气的诗人和政治宣传家普希金,于1820年收到“滚出首都”的命令。

  在南方平原晃荡了3年,普希金冒着酷热抵达省城敖德萨,开始对名媛们的追求。他绝不回避自己的情事,喜欢与朋友闲聊各种细节。不确定是在什么时候,普希金偶遇莱斯,一如多年前的总督一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

  激情澎湃出口成章的诗人,显然比持重刻板的总督更有吸引力,况且,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妻子10岁的情人。本来是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情事,却因普希金的毫不避忌大张旗鼓而成为丑闻。诗人在他的大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手稿的空白处,用伯爵夫人名字的首字母标注他们的约会,创作广为传播的色情诗,并且用短诗讽刺自己的上司总督大人——普希金之所以能来敖德萨,是因为他要在总督手下做事。

  诗人的工作能力可想而知,更何况是去乡下数蝗虫虫卵这样艰难的任务。普希金递交了辞职申请,沙皇爽快地答应总督将诗人调离。9个月之后,莱斯生下女儿,敖德萨流言四起。诗人没有发声,他把一切以不朽的方式留在诗歌、小说、故事中,并因此成为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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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别尔修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方。”《红色骑兵军》让他备受瞩目。

  出生于敖德萨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大多数教育机构的“反犹配额制”将巴别尔阻拦在大学门外,从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开始尝试写作,并且得到高尔基的资助。十月革命之后,他成为随军记者,负责报道与反对派作战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士们的生活。不过,事情似乎朝着偏离轨道的“错误”方向发展,在1926年首次出版的《红色骑兵军》中,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巴别尔描述了战争中哥萨克骑兵的失控行径——烧毁村庄,驱逐农民,砸毁教堂。

  另一部作品《敖德萨故事》,是消失在历史中的敖德萨的朦胧回忆录。巴别尔成功地塑造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当人们想到敖德萨时,脑海里浮现出的往往是那些虚构的人物——他们随时准备进入我们的大脑——而不是这座城市的现实建设者”,因为他明白,“自己笔下的角色寿命有限。他描述的既是一个曾经存在的接受帝国统治的敖德萨,也是一座苏维埃治下的城市,处于变化之中。”

  这些,都是查尔斯·金《敖德萨的历史》里的故事。不是枯燥单调的历史纪事,让人食之无味,而是充满情节、八卦、轶事,像一只熟透的桃子,咬一口汁水四溢。

  每个城市都有它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管是《敖德萨的历史》,还是班维尔的《布拉格》,简·莫里斯的《昨日帝国》,或者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都让城市的历史变得可以触摸,让我们在鲜活丰盈里感受它的血肉和情感,以及悲怆。

  1926年,根据苏联的人口普查数据,犹太人占敖德萨人口总数的36%。经历战争、驱逐、屠杀,1989年,新的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比例下降至4%。

  1991年,乌克兰独立,敖德萨成为这个新兴国家最重要的客运港口。叶卡特琳娜的雕像被重新竖起,“她”的左手不仅指向港口,而且也指向北方的俄罗斯。可以看到的改变还有:市政府拆除了149座公共纪念碑,采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旧名或者另起他名,重新命名了179条街道。

  旅行手册中,反反复复出现一句话:我是敖德萨人。

冯雪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8月14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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