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如何重塑社会生态?

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如何重塑社会生态?
2020年08月08日 00:01 新京报

原标题: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如何重塑社会生态?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在代表作《玩偶之家》中,反思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此改编的戏剧《娜拉》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多次公演,鲁迅据此提出了一个世纪命题,即“娜拉走后怎样?”成为近代中国家庭革命和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性声音。图为1922年电影版《玩偶之家》剧照。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
作者:赵妍杰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4月

  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是为学界熟知且已有“定论”的话题,其中讨论的问题多已“解决”,诠释的取向趋于“稳定”,总体上来看似已挖掘甚深,剩义无多。

  赵妍杰博士的最新力作《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以时人言说为重心,剖析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国家庭由旧转新过程中涌现的种种问题,以相当全面的视角再论清末民初的这场家庭革命,揭示了其中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书中展现的研究视角、整体思路、学术关怀亦极富启发性。这是一本正本清源、重审家庭革命的著作。

  革命与憧憬:家庭革命对常态生活的冲击

  初见书名,似有疑问,“革命”与“憧憬”,何以同列?或者说家庭革命,为何只是“憧憬”呢?以往学界多从正面肯定家庭革命,无论是从革命性还是现代化视角诠释家庭革命,都强调其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而百年来中国社会现实的家庭变革趋向,无疑又强化了这种印象。

  当以进步意义立论家庭革命,一方面,容易凸显与之后社会运行规则相符合的主张,而排除当时更激进或更“进步”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会忽略与当时激荡的革命思潮相左的声音,甚至将之视为反面的、落后的、批判的对象。因此,所谓“憧憬”,指的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读书人围绕家庭问题的思想倾向、论述旨趣和行为言说,这与“革命”并非思想与行动的对立,而是将眼光聚焦到当时读书人的思考,以揭示家庭革命思潮之下“复杂而多歧”的历史情境。当时,读书人在救亡图存之际大力倡导“为国破家”,又在重置个人、家庭与国家关系时提出“废婚毁家”,试图建构一个无家庭的未来社会。

  时人设想的是一个超越中西的完美社会方案,其破坏是剧烈的,其建设也是强力的,挣脱传统的破坏性和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之间,即呈现出家庭革命的复杂性。故书中各章,将“五四”前后读书人家庭观念转变过程中探讨的重要议题,进行细致展开和探讨,并予以深入地总结和反思。“除旧”层面的早婚、纳妾等问题,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有通过法律而予以禁止,也有因过于理想化而无法实现。

  以废除纳妾制度为例,从革命者的角度来看,经过大声疾呼,旧有陋俗为法律禁止,无疑是极大的成功。然而,在当时剧烈动荡的社会,恐难“律行禁止”,名义上已废除纳妾制,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变相地存续。那么,废止纳妾究竟是保护了纳妾之人,还是妾本身?作为被革命对象的“纳妾制度”之下失语的群体,已纳之妾的人生需要进一步重建,从而全面地呈现家庭革命之于社会变革的意义。

  在“布新”层面的自由恋爱、先恋爱后结婚、离婚自由、儿童公育等话题,在社会风潮的感染下,出现了一味求新的争议和混乱。离婚后再婚的陆小曼,多年后对王暎霞说:“我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儿呢?是一串泡影,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再以儿童归公教养为例,即使家庭教养有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儿童脱离家庭而在公育机构成长,是否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专业育婴专家是否能胜任教养儿童的责任?父母是否愿意以抛弃家庭为常态?这些都在作者笔下被问题化了,从而促进我们进一步反思家庭革命对常态生活的冲击。

  家庭革命何以产生、如何演进,当时希望构建怎样的家庭,“除旧布新”时会产生怎样的争论,“进步”观点间又如何交锋,革命言说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这些在书中都通过当时读书人的言说一一铺陈开来,从而坚实有力地支撑起本书的核心任务,即“重审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国的走向”。

  反常:理想家庭究竟是何模样?

  理想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标准,却也难以给出准确的定义。“五四”前后的读书人,正经受着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他们设想的理想家庭是在打破旧有传统和仿效西方文明之中进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文明来“规范”中国传统,但也出现欧化与俄化两个重要倾向。

  如此一来,时人关注的重心有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西方家庭模式,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建设;二是趋新性的现代婚恋潮流,并引入当时最为流行的理论观念。正如书中指出,前者由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力图将“国民”认同取代家人认同。朱经农曾对胡适说:“中国人的头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没有国魂的国家,在二十世纪站得住么?”也有读书人提出“无家庭的理想社会”,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相联结,从西化转而趋进到俄化,冀图以“主义而非血缘和亲情”来凝聚社会。

  向往欧化的新青年则极力地高张个人之自由,由此产生了对于“自由恋爱”的争议、恋爱中为情所困青年的烦闷,以及“如何面对旧式的妻子”这样的时代问题。在趋西从新的潮流中,“自由恋爱”、“恋爱至上”、“离婚自由”等口号背后有去道德化的一面,甚至出现将自由作为摆脱个人责任的借口。留学归来的胡适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妻子,但受其影响的新青年却表现得更为激进,有的向妻子提出离婚,有的则不顾居乡的妻子,在城里谈起了恋爱,甚至有的采取极端的行动杀死旧式的妻子。

  李大钊和陈大悲就曾指导一部话剧《叶启瑞》,讲的正是一位男子在外面和一个女学生谈恋爱,设法把家里的妻子害死了,与之恋爱的女学生知道后便和他决裂的故事。在新旧过渡时代,烦闷和痛苦的人不仅是在报刊杂志投稿的新青年,还有那些被革命的旧式妻子和承载着旧文化的家长。

  失语者:革命洪流中的旧式妻子

  回归常态,即是一种纠偏,作者的学术关怀亦蕴藏其中。书中对于家庭革命的反思凸显出两类“失语”的群体:一是喧嚣革命未及之处的群体,二是家庭革命的对立面。以往研究对于前者关注得较少,所知无多;对于后者批评有余,理解不足。

  书中强调家庭革命的提倡者、拥护者和追随者,“多半是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青年,以及可以阅读报纸杂志的人”,也即本书标题所指的读书人。这批读书人掌握社会话语权,所发出的是当时的时代“最强音”,也是抚今追昔最容易被捕捉到的声音,而在声波之外广大乡土社会中的一般平民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如何受到影响?清末民初,读书人呼吁家庭革命所引发的思想变动,由言说进一步转为行动,又如何在中国社会中更为深入地贯彻和推行?这都需要加重对于喧嚣革命未及之处的群体的关注。

  而家庭革命的对立面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即从身份上是被革命的对象,从言说上是沉默或反对的声音,具体到个体而言二者有重合的,也有分离的。书中在呈现家庭革命的复杂性时,往往会将对立面的声音纳入讨论,并每每在章节末尾从“失语者”视角予以反思。以离婚自由为例,它固然能解放为不幸婚姻所束缚的女子,但是考虑到接受新教育的机会差异,(男性多于女性)这样一个以男女平等为号召的言说,很可能演变为变相的弃妻,进一步催生性别的不平等。而那些被抛弃的旧式妻子的声音,却淹没在家庭革命的洪流中。

  因此,作者对于“失语”群体的关怀,实质上是挖掘出家庭革命在“五四”之后如何在中国社会继续深入,以及喧嚣革命中被革命者或被忽略的声音,从行动和言说两个层面补全家庭革命的历史图景,这两点在本书中虽时有显现,但尚未“尽言”,也期待作者后续更为深入地讨论,以此完全实现重审家庭革命的目标。

  尽管,当时读书人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和西方趋新理论,在制度、思想上择取了最有利于通过家庭革命实现社会动员、建立理想社会的主张,但是在“主义”和“自由”的夹缠下,家庭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素,恰恰被彻底地忽视了。周作人就曾对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团员说:“我们要宣传我们最好的理想主义,与人的关系,只怕他不多;怎么把关系最亲切的家庭,反而脱离呢?”

  家庭革命既不符合西方重亲情的家庭氛围,也有违中国重孝道的文化传统,即是将反常作为正常。家庭之内的情感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家庭与社会、国家的最大区别”。因此,作者在书中怀着平允的眼光和“了解之同情”来反思家庭革命,在重建近代中国家庭形象负面化,以及其成为革命对象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家庭革命是否应该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即回归正常的家庭维度来考察家庭革命的意义,兼容正反双方的声音,肯定情感要素在家庭中的作用,使家庭革命的研究返本开新。

  □蒋金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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