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时代与新经济生活

原标题：后全球化时代与新经济生活 来源：公众号

当前的北京，“外头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也出不来”，正好体现了这次“大流行”以来的一个新常态——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卡在什么地方。

今年1月下旬，我启程去斯坦福大学，开启访问学者的第二个学期，正好赶上中国和美国的疫情相继爆发。“国家不幸诗家幸”，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么一个全人类共同遭遇不幸的时期，也是研究当下这个时代的最好窗口。南都观察约我写了一系列疫情观察的文章，一开始我只是想分享和记录一下生活，后来我写着写着，发现许多更深层次的矛盾也在疫情中被激化了。

▲芝加哥市长洛莉·莱特福特（Lori Lightfoot）

举个例子，上图这个人叫洛莉·莱特福特（Lori Lightfoot），个子非常矮，是一个黑人、女性、同性恋者，也是芝加哥这座大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黑人女性市长。2月份的时候，我到芝加哥大学听她的演讲，她当时最关注的就是少数族裔的贫困问题——当然最主要是黑人。

当时，我们社交网络上聊得最多的是华人华裔受到了歧视，比如当时川普说了“Chinese Virus”，大家都认为华裔受到歧视，但实际情况是华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总体上都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这次疫情受到的冲击也比其他族裔更小一些。

在疫情观察的第三篇，我提到过在这次大流行里面，美国受伤害最深的族裔肯定不是华人，而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黑人。我当时写的时候是4月份，谁都不会想到，到5月25号的时候，乔治·弗洛伊德会被白人警官虐杀，所以现在铺天盖地都能看到“I can't breathe”，或者“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已经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口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事件当然是一个导火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一直以来受到的歧视和弱势地位。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这些矛盾会被掩盖、会缓和。用中国特色的话说叫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但是当发展停滞，甚至因为重大的冲击而有所倒退的时候，所有这些矛盾，包括族裔矛盾、代际矛盾、贫富矛盾都会显现出来，维稳成本也会急剧扩大，而整个社会都将在动荡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今天我简单聊三个方面，一是疫情体验和社会撕裂，二是政治形势和经济脱钩，三是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生活。

疫情体验和社会撕裂

首先，我想这次的全球“大流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回忆。我1月份到美国时，只有海关大厅有一点点信息，要求直接来自武汉且有症状的旅客立刻与医生联系，措施约等于零。整个美国社会，除了斯坦福我们这些所里搞国际关系的专家对中国的疫情有较深了解之外，其他的包括普通知识分子，基本上一无所知。而当时在美国的整个华人群体，经我观察，只干了两件事，一个是不计代价地往国内捐助医疗物资，还有就是在微信群以及其他各种社交媒体上打口水仗，我全面地参与或者说观察了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让我感觉到民族主义的威力远远超过了理性范畴。因为像我们是跟中国大陆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其他一些早已融入美国的华裔第二代、第三代，同样也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如果用纯理性的视角去看待这种民族主义激情，还是缺了一环，我想这可能更接近人类的生理本质，也就是说人类似乎对自己或者自己祖先的出生地有着超乎寻常的偏爱和重视。

第二件打口水仗的事更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立场差距是极大的。我在疫情观察系列里面专门写到了观念的撕裂，我当时的结论是这样的：年龄不是显著的变量，而社会身份才是。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留学生，或者说所谓的后浪，大部分是比较主旋律的，充满了正能量，当然也有一部分年轻留学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不说，可能因为他们的未来事业发展都要依靠中国这么一个大舞台。

另外一批人则是三四十岁的访问学者，他们多是像主任医生、高校名教授、国企干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的，这些人也是捐款捐物的热心人。而经我观察，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公共话题上不发声，他们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基调，即少说多做，或者不争论。真正吵的比较凶的，反而是来美国多年、已经安居乐业的美籍华人们，因为他们习惯了张嘴就说。所以不管是对于行政当局的表扬还是批判，他们都非常热烈。

以上是我当时写下的判断，但事后看的话这么分析还是太简单了。政治立场的形成是极度复杂的，社会身份只是其中一部分。后来我想到，个人的教育程度、阅读经验、人生遭遇，都可能会对他的政治立场形成极大的冲击。只不过在我们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大家惯于小心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什么大家会感受到今天的社会如此撕裂？那是因为这次的疫情是席卷全世界的，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方方面面，谁都没有办法逃脱，于是就变成了持久热度的公共话题，而大家的政治立场、价值观都通过自己的言论表露无疑。但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讨论习惯，你如果在头条或者微博上有过公共发言的经历，就会对这个氛围有所了解。

总体上，我们要感谢这次的观念撕裂，毕竟大家不管是交友、婚姻还是工作，都希望跟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所以每个人的观念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公共事件表露出来，也不是坏事，所谓日久见人心，反正早晚是要表露出来的。另外我们也要习惯这样的观念撕裂，毕竟大家还共同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地球。“君子和而不同”，大家最终会认识到想要去改变另一个人的想法和观念，难于登天，你觉得理所应当的常识，对方可能觉得荒谬至极，反之亦然。

在有的社会，protesting就是爱国，马丁·路德金也说过，一个爱国者必须时刻准备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就是要去街头去抗议，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就犯了同谋罪，所以大家会看到在许多西方社会的街头，因为这种理念分歧而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很多，所以大家会感觉到乱糟糟的。

但是在另外一些社会，你没有这种选项，你能做什么？你只能岁月静好，或者说润物细无声。从每一个身边的点点滴滴来做起，来促进进步。也就是说，对于跟你观念不一致的他者，你可以选择去骂他，也可以选择跟他理性讨论，还可以选择无视。每一样选择都有它的后果，对社会有不一样的后果，对于你个人来讲，也有的不一样的结果。你骂人了，你可能心情不好，你跟人讨论了，你有可能觉得在对牛弹琴，你无视了，可能事后会发现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参与这种公共讨论。所以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选择的结果。

政治形势和经济脱钩

聊到第二块，叫做政治形势和经济脱钩。我今年2月份提出了一个判断，说这次疫情将会是对全球所有主要政府的一次大考，最后胜出的一定是国家能力最强大的少数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在这次疫情里是没办法交出满意答卷的，最终可能会引发这些国家的民众的不满和政局的动荡。

在能交出满意答卷的国家里，我当时猜说中国、韩国、美国这几个国家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过了4个月，事后看这个判断并不准确，很显然美国现在没有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6月初的时候，弗朗西斯·福山有一篇最新的文章，也指出了应对大流行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这三个都有的话，表现就会不错，这三个都一般，比如说社会两极分化或者领导不善的话，那么表现就会令人绝望。他同样也表扬了中国的表现，然后指出美国的反应笨拙至极，当然更多是在指责特朗普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糟糕，我们作为局外人，其实更多时候也不要真的是按照美国国内批评者的口径来理解。因为就像五角大楼，你如果让他去搞军事推演，他肯定会把对手说的很强大，但实际上这只是内部博弈的一个常见技巧，正因此，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才会非常响亮。

所以这一次疫情转移到美国之后，全世界的舆论关注也都转移到美国，聚光灯纷纷打过来后，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阴暗面是暴露无遗的，骂得最凶的像纽约时报写的评论文章，就点名说特朗普还有人性吗，这种文章迅速传遍了中文的社交网络。

其实，很多观察者会发现美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评论文章，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他骂的还不够凶、还不够狠、还不够深入灵魂，如果真的深入灵魂，那么他们的政府表现可能还是会有所改善的，但是目前看也就这么回事，像这次的BLM运动，反而有可能更加触及灵魂。

回到政治跟经济本质上讲，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只不过这次疫情让这种进退两难更加雪上加霜。

4月份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下，在政治方面，就像欧洲黑死病死去的多数是穷人一样，这次受冲击最大的一定是贫困国家和失败国家，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媒体关注，但其实又很惨。这几个世界强国虽然比较难受，但最后一定是赢家，而且由于各个国家都需要调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的救助和恢复，所以对于国际合作中需要自己投入的部分也许会心不在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可能大行其道，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概念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会被强化，“民族主义”会更加有市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经济方面，我4月份是这么写的，国际供应链会更加冗余，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最重效率。冗余是低效率的，但是相对更安全。大型跨国资本会非常谨慎地不再将关键部件放在单一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从而防范类似疫情的再次冲击。“比较优势”理论、跨国分工协作将遭遇交易摩擦成本以及信任感的巨大挑战。

总体上，我们会走向一个更加割裂的、更加民族主义的世界。如果有人把这个方向定义成脱钩也未尝不可，但是脱钩并不代表着完全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渐行渐远，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方向是已经注定的，无非是个人和各个国家怎么来应对而已。

后全球化时代的生活

最后我想聊一下后全球化时代的生活，所谓后全球化时代，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所谓的美好的全球化时代本身就是昙花一现，也就三四十年。

▲历史学家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

上图是一个历史学家叫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他写了一本新书叫做《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他说，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只要遇到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基本上每一次的温和解决方案，总是会被更加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不管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总有温和派，但是温和派最后都被挤到边缘上去了。激进的声音会更容易让人听到。

丹尼尔·西罗1942年生于欧洲，小时候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2月份我向他请教的时候，他说你如果站在1940年的欧洲，你会发现1945年的盟军胜利是多么的偶然，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后来走向一个比较和平美好的结局，其实是蛮偶然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于现在这个世界，他并不乐观。他说，我反正年纪大了，也不需要操这些心了。但对你们来说，你们可能要很严肃地面对一个比以前更糟糕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我们应该怎么做？过去30年是人类历史上偶然得到的幸福，而凛冬将至，是普通民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换句话说这个方向是注定的，不幸中的万幸，是人类反正都习惯了。要知道，人类是一个非常有韧性而且健忘的物种，天生就是为了应对不幸而存在的，中古年代或者工业革命之前，人类都过得很惨，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未来假设再来一次所谓“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人们适应起来也许比想象得还要快。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所以大家面对这种不幸，坦然就好，习惯就好，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东西，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东西。

说到生活方式，在疫情观察的最后一篇，我琢磨了一下，结论是我似乎并不认为疫情过后，人类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多大的剧烈变化，不同的人类社会、不同的国家，依旧会延续着过往的惯性继续滑行向前。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民族和政府从来没有在历史中学到过什么，也从来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来运行过。

既然对于未来已经有了比较悲观的判断，我们作为个人反而可以淡定下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每一个涉及到自己的事件来着手，来思考自己的权利，思考自己的责任。举个例子，比如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一整个时代，而不是短期应急的几周或几个月，那么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就更应该从长远来着手，从本质上来作业。比如健康码作为防御工具，它能查询到各种轨迹，非常好用，在最紧急的时候，大家对它的使用是一边倒的赞同，但是在疫情常态化以后，大家是否还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严密管理、侵占自己部分隐私的东西？可能这就又重新变成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从公共讨论到实际政策、决策的影响路径，总体上看仍是比较模糊的，如果大家需要更深层次思考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这样一个机制问题。我相信大家到最后也会发现，具体问题，讨论到最后还是终极问题。

*本文为孙超在观潮沙龙“后疫情时代，如何重启经济生活”上的分享，经孙超审定和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