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本科毕业后，25岁的我为学医重返高考考场

原标题：口述 | 本科毕业后，25岁的我为学医重返高考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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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方红

撰文 | 陈翊思

编辑 | 王迪

我在大庆油田一个“石油家族”中长大。在家人眼中，成为油田职工，象征着安逸与稳定的铁饭碗可以代代相传，羡煞旁人。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拥有的选择权几乎为零。

高考那年，我被迫选择油气储运专业，进入一个不喜欢的领域，反抗的方式却是自甘堕落，翘课打游戏成了日常，重度抑郁让我憔悴不堪。

有人说，当你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勇敢，因为你不再害怕失去了。2016年，毕业一年后，我做出了人生中最义无反顾的决定——重新回去高考，完成当年未遂的学医梦。

被扼杀的理想

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叔大娘和舅舅，全部都是大庆油田职工，与我同辈的堂哥，在毕业后也踏入了这套被设定好的人生程序，接过父辈接力棒，成为一名油田职工。在家人眼中，这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未来走向。

我第一个被扼杀在摇篮中的职业梦想是画画，从小学起我就开始学美术，虽然父母只是为了培养我的课外兴趣，但我却很快入迷了，即使在教室里上着语文课，我也忍不住偷偷拿出画笔，趴在课桌上画画，被老师发现了将近十次也屡教不改，最后她忍无可忍，把我遣回家去找家长。

这个爱好我一直维持到上高中，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跟爸妈说，我想去考美术学院，他们一开始觉得我在开玩笑，没理会，让我一边玩儿去，我有点恼怒，提高了语调说：“我是认真的，我以后想画画！”他们这才反应过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扯着嗓子喊：“画画？多没出息！不务正业的玩意儿！别想了，没门！”等我再想据理力争，爸爸手中的棍子已经朝我挥过来，这场谈话以我挨了揍告终。

艺考的路子被无情堵死后，我只好把心思放在文化科上。从初中开始，数学和物理就是我的短板，我学起来很吃力，排名一直游走于班级垫底水平。但我的文科成绩一直不赖，在我们重点高中九百多人中能维持在一百名前后。高一下学期分科时，文科尖子班的班主任特意找到我，夸我是个不错的苗子，劝我选文科。我当时内心也希望进文科班，很快地跟她达成了共识，但一想到爸妈威严的样子，我又瞬间没了底气，给老师的答复也很直白：“老师，我也想学文科，但我做不了主，你找我爸妈说去吧。”

老师真的给我爸打了电话，我爸越听脸色越不对劲，匆匆敷衍了几句，挂掉电话后就开始生气地念叨：“这老师怎么回事？劝学生去读什么文科？文科能找到工作吗？怕是收了谁的钱！”无奈之下，我带着那糟糕的数学物理成绩，进入了理科普通班。

后来，我又发现自己对生物很感兴趣，越学越带劲儿，好几次模拟考都得了满分，班上的同学碰到不会的题，会第一时间拿着书本跑来问我，老师也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扬我的作业和成绩，这种成就感让我暗喜，心想说不定以后在这领域能干出点什么大事来。

在报专业那段时间，哪怕我知道爸妈已经做好决定，让我报石油类的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铁饭碗”，我也还是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们自己想要学医，但小小火苗很快被大伙群起掐灭——“学医本科毕业不考研你找得到工作吗？”“30岁都还没解决个人问题”“没人脉进不去大医院”。

家人如此激烈的反应，让我感觉想学医仿佛是一件很离经叛道的事情。父母的强势我已经领教了十八年，心里清楚得很，跟他们对着干的结果，就是得挨揍。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最终还是妥协了，放弃报考医学专业。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父母压根就没给我商量的余地，直截了当地做了报石油专业的决定，而我只是服从的那一个。

虽然我的家人几乎都是油田职工，但我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小时候知道爸妈去油田工作，但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楚。只记得他们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我，我是被奶奶带大的，妈妈有时候还得倒班，晚上也不回家。他们偶尔也会在饭桌上讨论工作的事，但我都不爱听，只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记忆中我去过一次他们工作的地方，唯一的印象是，身边全是大大小小的仪器，轰隆隆地在运作着。报专业时，我的父母将这份职业描述得天花乱坠，亲戚们也轮流给我灌输这个专业前景好的观念，告诉我只需要天天坐着上班，就轻松拿工资了，也不用担心下岗。

那时候网络远不如现在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家人这样说，我就这样信了。其实他们口中描述的工作状态，并没有激起我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但我当时心里悄悄打起了小算盘——这份工作那么安稳悠闲，我可以有空余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说不定还能把画画当个副业。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份工作原来是要去到现场，天天风吹日晒，工作时间也没有他们说得那么灵活自由，而最关键的是，他们还隐瞒了一个很让我懊恼的事实——这个专业得天天算数写公式、物理建模，这是数学物理只有三四十分的我，在本科四年期间痛苦的主要来源。

挣脱“铁饭碗”

从填报油气储运专业的那一刻起，我四年本科煎熬的时光便开启了。

刚开始，我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充满了期待与憧憬，幻想着能学到扎实的本领，结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充实地过完四年。但这样的期待只持续了短短半个学期，我发现自己在课堂上怎么也听不进去老师的话，看着黑板上满满的算数公式，我要么会不由自主地分神，要么就趴在桌子上犯困，枯燥的课堂让我的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老师课后留的作业，我完全想不到解题的思路，总是盯着题目长时间发呆、放空。我渐渐陷入了越学越差、越差越不想学的恶性循环。

在那段时间里，我消沉于一无是处的自我定义中。终于，我下定决心去找辅导员，提出了退学申请，但是她告诉我，退学需要有家长的签字同意。于是我又跟爸妈提出了退学，我带着恳求的语气对他们说：“我对这个专业真的没有一丁点兴趣，也完全学不进去，你们就帮我签字让我退学复读吧！”

他们狠狠批了我一顿，反复地数落我，你知道毕业包分配进油田，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吗？我那些同事的孩子，高考分比你低那么多，人家不照样能毕业？你就是不努力不上进。我没辙了，内心还产生出一股消极的逆反情绪，那我就不努力给你们看看。

我不再写作业，心安理得地借室友的作业来抄，慢慢还迷上了打游戏，享受在虚拟世界中收获久违的成就感。我干脆课也不去上了，整天宅在宿舍打游戏。懒得出门，就让舍友帮我带饭。后来我嫌宿舍的网络不够快，就跑到学校旁边的网吧，一玩就是大半天。有时候室友给我通风报信，说老师开始点名了，我才飞速奔回学校，狼狈地溜进教室签到。

因为我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期末考试几乎都不及格，挂科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这种“咸鱼”（生活）贯穿我的本科四年，直到大四上学期，我总共挂科八门，绩点只有1.7。我以这种消极的方式，试图对父母的强势权威做出反抗。

大三上学期，我们学院组织了一场社会实践，我跟着专业班的同学一起，来到大庆技校的工厂，开始了体验和实习。我住在一个女生四人间，宿舍的墙壁是灰蒙蒙的，还印着潮湿的斑点，天花板上的墙体有些剥落，窗户是关不紧的，有风吹过就吱呀吱呀地响。整栋宿舍楼共用一个巨大的卫生间，洗澡要走将近两公里，里面挤满了人，有些人嫌路程远，干脆不洗了，酸臭的汗味在闷热的空气中弥漫。我们早上七点半集合，吃过早餐就去工地现场，我一般逮着机会就偷懒，常常在旁边看着同专业的同学在太阳底下干活，内心要多绝望，就有多绝望。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从2015年开始，我们油田的子女就不直接分配了，一个渠道是先通过油田的初试，再经过一年的培训分配到各岗位，另一个就是直接参加正常的招工考试。当我爸妈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我当下的内心反应是“太好了”！电话那头的他们听起来很是失望和担忧，但我的语气却是掩不住的兴奋，心想终于挣脱了“包分配铁饭碗”的束缚，这份自由来得虽然迟了一些，但起码我不用再被牢牢地被钉在油田子女这个框子里了。

我们全班都没有通过油田的初试。但后来，我父母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说石油专业的研究生还能赶上包分配政策的末班车，坚持让我回到油田的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干涉——劝我考研。

我一开始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连连摇头表示不愿意，我心里很清楚，以自己的水平去考研，只能是白费功夫，事实上，我的大学数学只有20分，那会儿还在挂科状态。但他们没把这当一回事，还是反反复复地用“同事子女都能考上”的例子来佐证“是我不够努力”的观点，并开始自顾自地为我规划起了考研的准备事项。最后招架不住日夜唠叨的我，再一次妥协，连考了两次本专业的研究生，但都卡在数学这道坎，落榜了。2015年，我勉强毕业，父母似乎也接受了我与石油无缘的事实，没再提考研的事情，他们开始建议我去找其他的工作。

成为“插班生”

2015年七月，我开启了短暂的求职生涯。由于自己没有扎实的一技之长，我把目标投向了保险和卖房的工作岗位。但没想到，大学四年自我封闭式的生活状态，让我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大幅度退化，我变得不善言谈。没过多久我就待业了，无所事事宅在家里，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我重度抑郁了，内分泌失调让我看起来憔悴不堪，像苍老了好几岁，只能每天吃着医生开的药物来治疗。爸妈没把我的这个病当一回事，依旧是逮着机会絮絮叨叨地数落我，我索性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几乎一整天都闭门不出。那时候我暗恋着一个男生，被他的性格所吸引，常常有意无意地接近他，找他聊天。我没想到，在我们慢慢熟悉之后，他开始对我人身攻击，用很难听的话，说我不勤奋不上进，言语中表露着我配不上他的嘲讽。我的心情低入谷底，回想自己上大学以来又丧又颓废的生活，被迫进入不喜欢的领域，反抗的方式却是自甘堕落，浑浑噩噩地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如今二十四岁了，却一事无成，连追求爱情也被嘲笑。我放声痛哭。

也就是那时候，我决定重新高考，并将这个决定告知父母。或许是想着破罐子破摔，一向强势的他们这次终于选择了退让，不再干涉我的意愿。这让我一下子充满了动力，似乎得到了一个重生涅槃的机会。我拿着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当年高考的成绩单，找到家附近的一所高中，向校长说明了复读的来意。校长先是愣了愣，瞪大眼睛向我确认：“你都读完大学了，还回来高考？”在来时的路上，我已经预料到对方的这种反应，因此做足了心理准备。我用力地点点头，注视着他的眼睛说：“是的，我想给自己多一次机会，麻烦帮我申请到高三的班级吧。”

整个申请的过程并不复杂，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填好申请表单，交住宿费和学杂费，去办公室领取资料，一系列操作下来，我正式成为一名24岁的高三学生。时隔五年重回高中校园，为了融入这个久违的环境，我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改造。我狠下心剪短了及腰的红棕色长发，染回了学生时代的乌黑色，将高跟鞋收起来，拿出了已经沾上灰尘的帆布鞋；我把手机里的游戏全部卸载，再跟舅舅借来一台年代有些久远的按键机，可以带去学校通讯；我桌子上的化妆品和护肤品，也一夜之间被一叠高高的教材资料取代。

尽管一切准备就绪，在最开始的那几周里，我还是经历了阵痛期。

同学们发现班上多了一名长相成熟的插班生，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有些偷偷在背后议论猜测着我的过去，胆子大一些的就直接来到我跟前，问我为什么那么大了还回来读高中。我最初会耐心地将我的经历分享给他们，包括选专业、挂科甚至是抑郁，但他们似乎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往往是听到一半，就将话题转移到追星上。

慢慢的，我发现已经出社会走过一遭的自己，与身边刚成年的同学有着很大的“代沟”，比如他们会在讨论到某位明星的轶事时激动地尖叫，会因为老师的一个小小口误而捧腹大笑，或者对学校临时调课的通知大惊小怪。而在这些时刻，我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群“闹腾”的小孩中，我总是一副无动于衷的姿态。我也不愿意自己假装兴致勃勃地去融入到他们的圈子，我成了有些格格不入的“独行侠”。

但我并不觉得孤独。相反，我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学习中，跟大学时恍恍惚惚的日子相比，我感到无比充实。我清楚自己做出这个选择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代价，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比其他人更加有动力。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六点半出门，坐校车到学校，晚上九点回家，洗完澡后看一会儿书，十一点准时睡觉。这样规律的生活，使我内心平静又充满力量，我不再患得患失，我告诉自己，无论高考结果出来是怎么样，我都会选择医学专业，不会有任何遗憾。我的抑郁症慢慢好转，痊愈。

图片来自受访者

2017年，25岁的我如愿考上了大理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我曾在考前背书背到凌晨，也体会到了那些“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调侃背后的辛酸，偶尔打听到当初跟我同届的同学，有的已经升职加薪，有的也已经成家立室，自己心里难免会有点落差。但我都能够很快地平复心情，我很清楚自己在为了什么而努力，我告诉自己，追逐理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方红为化名，文中除标注外均为《全城高考》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