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博物馆,如何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文物的“门道”?

走进博物馆,如何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文物的“门道”?
2020年06月06日 17:31 新京报网

原标题:走进博物馆,如何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文物的“门道”?

编者按: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住,各地博物馆纷纷开门迎客。博物馆是立体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在馆中穿梭游览,就如同进入时空隧道,得以窥见人类历史的流徙变迁。然而,面对千百年、甚至数万年前的文物珍宝,如何才能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门道”,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奥秘、解读出别样的深意呢?

在国际甲骨文权威学者许进雄先生的四卷本《汉字与文物的故事》中,他运用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众多关于文物和汉字的问题。他曾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沉潜研究三十年,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包括甲骨在内的大批中国文物,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十大机构”之一。他个人也被安阳殷墟博物馆评为世界“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二十五位学者”之一。

在这套书中,许进雄就像一位博物馆的导览员,为读者解说从石器时代到清代以来的诸多珍贵文物,除了介绍其名称、功能、材质、年代、制造、装饰等信息外,还特别重视文物背后所隐含的生活与社会意义。

本文从书中选取了七个有趣的章节,谈作为民生用具和国之重器的鼎,谈古人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谈中国古代武器的进化,以及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解说生动新颖,图文并茂,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读者了解中华古文明的形成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许进雄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2月

撰文|许进雄

摘编|徐学勤

一.鼎:是民生用具,也是国之重器

图1.权威的象征:鼎。青铜鼎,高33.9厘米,商,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

鼎是形容有支脚的烧食器,不管其制作的材料是陶土、金属或玉石。陶鼎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在华北出现,是传统兼为烧煮饭与菜的器具。四千多年前另外设计了支脚而空足的鬲来烧饭后,鼎就成为专门烧菜肴的器具了。鼎本是家家户户都得用的器具,没有象征阶级的意义,但是到了青铜器时代,以铜铸鼎,并作为祭祀鬼神的高贵礼器,鼎就成了贵族才有财力制作的东西,也成为权位的象征。到了周代演变成一种随葬制度,以鼎与簋的数量为品级的标准,国君是九鼎八簋,诸侯及大夫则依次为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

鼎在古代还有政治上的作用。传说夏禹治水有功,继舜而为王。诸侯贡献青铜铸成九座大鼎以象征当时所管辖的九州。这九座大鼎就成为国家的象征,改朝换代时也由新领袖来保管。当它们被传至周代时,《左传》记载:宣公三年,楚庄王有意要取代周而为中国的盟主,就向王室官员王孙满问这些宝鼎的大小轻重,显示其国力足以取代。到了汉代又造出传言,说秦始皇在泗水打捞此批传国的宝鼎,结果有龙出现咬断拉曳的绳子,使捞得的鼎再度失去,以应秦国传国不久的命运。

铜鼎尺寸和重量大小相差相当悬殊。迄今所见商代最大的铜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而重832.84千克。但小的才10厘米高,重几百克。这么小的东西应当是非实用性的明器

(冥器)

图2:妇好铭饕餮纹青铜扁足方鼎,高42.4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

当使用铜铸鼎时,由于重量比陶制重得多,器表也滚烫,不便空手提起,就在口沿上铸两只对称有孔洞的立耳,以便以竹、木的棍子穿过抬起。陶制鼎较轻,能轻易捧起,所以一般没有提耳。如果要求新奇,也想捏制提耳时,因陶器质料较脆弱,不便设在口沿上,就安置在两旁。有些较轻的鼎也采用此种型式以求变化。对称的提耳大致作方形与圆形两种。讲究的鼎耳装饰有复杂的图纹或形状,大部分商代的铜鼎都装饰有动物形象的图纹,或作侧面的全身形,或作正视的颜面形。但是图2这件鼎圆耳素面无饰,器身的主要部分是在细方回纹的背景上,施以宽边的联结己字纹。这是在后代较为多见,但在商代却很罕见的形式。口缘下的颈部才饰以晚商典型的侧身龙纹。陶鼎由于成形的方便多做成圆形,铜铸的倒是可以做成方形,故商代也有较少量的方鼎。陶鼎也有受此影响而塑造成方形的。总的来说,各种器类的方形数量较少,而且消失也较早。可能是方形器的角棱较易受碰触而毁损吧。 

早期的鼎都无盖子,春秋之后附盖子的铜鼎愈来愈多,这可能与鼎兼为陈列之器有关,基于卫生与保温的考虑。同时有些小鼎带盖与流以盛酱醋,是考究美味的表现。鼎在汉代之后消失,大致是因这个时代大量架设立体灶,鼎的支足成为多余,故又恢复8000年前的锅子形状。

二.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请用觥洗手

图3.鹿头盖青铜觥,高20.3厘米,长26.5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3这种有流而如舟形的容器,都带有动物头形的盖子,其铭文从来没有确切说明自身器名。起初学者以其器形与自名为“匜”的一种青铜器非常相近,故名之为匜。但之后可能因有的铭文自称为“尊彝”,认为其可能是祭祀时的盛酒器,而不是盥洗器,在《经诗·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兕觥”之句,故现在学界就通称之为觥。

这件有觥的典型形制,器口一端有斜伸的宽流,另一端为圈孔的把手,容器本体的剖面为椭圆形,下有圈足。别形或为直鋬

(鋬: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部分)

,或无鋬,足或作方形,或支脚。此器盖的前端作鹿头形,其两角作平行的肉茎状,是长角脱落后的形象,大致是古代中国广大区域常见的梅氏麋鹿。盖子的后端有两个高突的半圆形耳朵,推测其装饰的形象是老虎。

觥的特点是器身密布花纹,这个觥也不例外,其器身的主要纹饰是一组非常罕见的花纹。兽面或饕餮纹是商代常见的纹饰,可以看成是由两只侧面的动物组成。组成的动物以虎、牛最为常见,但此件却以侧身的象与梅氏麋鹿的耳朵和角茎构成。构形非常巧妙而有创意。

以几种动物的特殊形象来组合成另一虚拟的动物形象,可以说是觥形器的一大特色。从形制看,觥有宽流,毫无疑问是为了倾倒液态东西而设,但可能是水而非一般所认为的酒。甲骨文有一个字,作一个有鋬的曲形容器倾倒液体进入另一个盘皿之状:,此器或以双手操作:。从字形看,明显就是“觥”的写生。铜觥经常重七八千克,不用双手就难以把握,也符合字形作双手的必要。商代不以盘皿饮酒,故倾倒进的应该是水。

商代酒器种类繁多,有流的爵与盉数量已非常多,而盘却没有与之相配使用的水器。中国在汉代以前,用手进食,并不以筷子,故吃饭之前最好先洗手。《仪礼·公食大夫礼》在安排宴客的器具时,“小臣具盘匜,在东堂下”,也要陈设盥洗的匜与盘。《礼记·内则》更叙述其操作为“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年轻人双手捧着盘,年长的人双手持匜倒水,请客人洗手,然后又奉上手巾擦干。这是最诚恳的待客之道。

图4.铜匜高13.4厘米,口长19.4厘米,宽18.10厘米,盘高12.8厘米,口径41.6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出土文物也有盘与匜成套放置的,如图4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的匜与盘。匜的铭文也有“为姜乘盘匜”的字句。显然盘与匜配套使用由来已久。商代晚期铜盘的数量不少,不应没有与之配套的盛水器。除了没有盖子,匜与觥器形相同。没有盖子并不影响倒水的动作,有盖子反而是个累赘,很可能这就是后来匜都不铸盖子的主要原因。

有人认为觥也使用于祭祀的场面,故不会是盥洗之器。这个理由恐怕不够有力。鬼神是人所创造的,反映人世间的价值和习惯。人既然用手吃饭,饭前要洗手,鬼神应该也不例外。记得台湾地区民间供奉某些女性的神,如床头娘娘、七夕娘娘等,除一般的食品外,还要陈放毛巾、水盆及胭脂等。可见盥洗之具也非绝不能出现于敬神的场合。战国以后贵族逐渐不再施行沃盥的礼节,汉代又流行使用筷子,故配套使用的匜与盘就渐渐消失了。

图5.龙形青铜觥,商,长43厘米,宽13.4厘米,山西石楼出土。

图6.青铜觥,高23.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三.甲骨文“戈”字与武器的进化

竞争是自然界成员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人类为了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必须与动物争斗。野兽虽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身躯,但人类可以借助他物以防御自己、攻击野兽。所以在长久的斗争中,人类终于成为胜利者,使野兽失去反抗的能力。人类还驯养了一些野生动物作为家畜,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人类在征服其他的生物以后,也因为想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而无法避免与自己的同类争斗。

甲骨文“兵”,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 

人与野兽因为智力相差悬殊,不必创造太过精良的武器就可以解决它们。任何有足够重量、有棱角,足以造成杀伤力的工具,只要方便取得,都可以成为武器,不必为捕杀某种兽类而特别设计。所以甲骨文的“兵”字,就作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但是到了人与人战争的时代,日常工具无法胜任理想的格斗武器,因此就开始研究用最有效的材料,针对人体的弱点,设计专为杀人的武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图7.专为杀人而造的戈。上:长21.8厘米,宽6.8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中:长22.8厘米,宽9.4厘米,西周,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下:长30.4厘米,宽12.2厘米,战国,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

图7所示的三件戈,基本器形一样,都是装在木柄上使用的。商代装木柄的武器约可分成为两类:一类是源自远古传统的工具,主要取自不同的石斧形状;另一类是专为杀人设计的新形状的戈。戈有细长的刃部,利用挥舞的力量,以刀尖穿刺人的颈部,或以锐利刃部拉割脆弱的颈部以达杀敌的目的。甲骨文的“戈”字,即作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形状。

甲骨文“戈”,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

短木柄的戈大致有80厘米长,而车上使用的就得超过3米,秦俑坑中木柄最长的是3.82米。戈可以说是一种利用铜材的坚韧、锐利特性而发展出来的武器,它不像斧钺的攻击依赖重量,是铜被普遍使用以前所未见过的形式。虽然商代也出现有石、玉制作的戈,但都很薄弱,而且制造的时代并不早于青铜戈,主要是作为代表权位的仪仗,不是实用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铜戈是针对人类新设计的武器,是战争升级、国家兴起的一种象征。

为了能有更大的杀伤力,武器就要不断加以改良。戈的形制可以分为三部分:伤人刃部的“援”,绑柄的“内”,以及中间凸出的“格”。图7最上一件代表最早期戈的形制,只有下边的刃锐利,可以劈勾敌人。中间的戈代表改良的形式,把刃部加长而弯到木柄的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

甲骨文“伐”,以戈砍击一人颈部。 

甲骨文“戒”,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

在商代,由于戈是兵士作战的主要装备,所以很多以“戈”为组成构件的字,含义就与作战有关。如“伐”字,作以戈砍击一人颈部的形状,“戒”字: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则作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而以取形自他种用途的斧、钺、戚、戊、戌、我、义等字或组合的字,就用以表达他种与战斗无关的含义。

图8.青铜钩内戟,长34厘米,宽28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9.三角援青铜戈,长20.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四.古人使用的枕头是硬的?

图10. 充满童趣卧床男孩瓷枕,长30厘米,宽11.8厘米,高18.3厘米。北宋,公元10~12世纪

图10中的这件瓷枕是宋代有名的定窑白瓷,除底部素胎,通体施白釉。塑造一个男孩以左臂支撑着头,右手在左臂之下而持拿有丝穗的绣球。上身长袍加外罩,下身长裤,两足翘起,穿软鞋而伏卧在有雕饰的床上的样子。面容带笑,胖嘟嘟的稚气模样,令人喜爱。其造型含有人们生育男孩的愿望。陶枕常见装饰有男孩手持莲叶的图案,通过谐音的隐喻,含有“连子”之意,即世代有男性子孙的希望。或更有一只鸭在男孩之旁

(图11)

,鸭子谐甲的音,即含有“子连甲”,希望子孙接连登上进士的榜甲。

图11.磁州窑白地褐彩戏荷鸭纹长方形枕,长28厘米,宽16.5厘米,高12.5厘米,河北磁县出土,磁州窑博物馆藏

陶枕通常做成中空但有平面可以支撑头颅的形状,且都开有孔洞。一来为了使枕箱里的热空气从开孔排出,保持清凉;二是为了防止热空气膨胀而爆裂枕头。陶枕的形状基本有两种:一是各种变化的箱匣形,可以设计成规矩或不规矩的方、圆、多角、花瓣、银锭、扇面等;另一种是人物的赋形,常见虎、豹、熊、兔、象、狮、牛等动物形,以及卧婴、妇女等,甚至楼阁戏棚。

枕头是关系到能否安眠的重要器具,各民族都有制作。枕具的材料大都属于易于腐朽一类的布帛、木竹、谷屑等物质,难于在地下保存千年之久,所以不容易确定何时出现专用的枕头。从《诗经·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诗经·泽陂》中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可知西周时代的人们已习惯于伏枕睡觉。湖北荆门包山一号墓出土了战国时代镶嵌骨条的框形座竹木枕,算是可确定为枕头的较早实物。公元前122年南越王墓中的丝囊珍珠枕则是另一形式的较早实物。

图12.上釉的硬陶及瓦陶枕头,最长40厘米。北宋至金,公元11至13世纪早期。

图13.绞胎瓷枕,高7.7厘米,长×宽:14.7厘米×10厘米。唐墓出土,公元618~907年

枕头太软就失去其支撑头部的功用,太硬又不舒服。陶质坚硬,并不是理想的制作枕头的材料。又由于陶枕多见于隋唐以来的墓葬中,所以有人认为它们是随葬的器具,不是日常的使用物。但北宋晚期张耒有《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云:“巩人做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以此看来,瓷枕也是实用器。瓷的性质清凉,不是寒冬宜用的东西,倒是消暑的凉物,所以应该是夏令的寝具。因此常见装饰夏季的图案,如莲池、荷叶、树荫下读书等。为了旅行的方便,还烧造了可以放置于行囊中,短于十厘米的小型陶枕。枕头之所以使用瓷来烧造,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其清凉的触感,如果在冬天,大概就要覆盖他物。

古人认为,枕头除了垫首或按脉、垫足以外,还可有其他的作用。《新唐书·五行志》载有“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避邪,白泽枕以避魅,伏熊枕以宜男”,认为枕头有驱邪或促使生育男孩的作用。西汉中山王刘胜墓中的鎏金铜枕,两端铸有某种驱邪的兽头。汉代常见于坟墓前刻绘星座、龙虎图案,或于陶器绘道家灵符禁咒以驱邪。也许以陶模造虎豹形象更为容易,所以隋唐时代

开始以陶瓷枕随葬。两宋为陶瓷枕烧造的兴盛期,传世品甚多。

图14.三彩黑地枕,高9.9厘米,面长×宽:35厘米×14.8厘米。宋,公元10~13世纪

五.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

商代的大墓,偶尔也有人形的雕塑,如加上手梏的奴仆陶塑、裸体或盛装的玉雕人像等,它们到底是死者喜爱的艺术品,还是打算带到来世服务的侍从,难以肯定。但是像图15中这一件,从出土地点与衣着的式样推论,肯定是带去来世服务的奴佣俑了。

图15.宛如真人宫廷奴仆的塑像。彩绘灰陶跽坐俑,高65厘米,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图15这个跽坐俑梳发为髻而垂于脑后,里面穿着厚内衣,外罩了一件轻薄的交襟长袍,双手半握拳置于腿上,双膝跪坐。此人表情严肃,头略为前倾,眼睛微张而垂视,嘴唇紧闭,面目清秀,留有胡须的墨迹

(也许是种误会)

,是一位年轻人的塑像。从此人拘谨的形态及表情可以想见其身份是宫中的奴仆,还带有诚惶诚恐的心情。

与这件同时出土的陶器,上有“大厩”“小厩”的铭文,可以推测这个陪葬坑象征宫廷的马厩,而这个陶俑是厩中的养马人。这件陶俑的捏塑技巧高超,刀法细腻,比例匀称。根据描述,原有鲜艳的彩绘,可惜出土后保存不良,色彩都已剥落,从照片已难看出痕迹。

秦始皇陵所出土的陶俑的艺术手法都非常高超,像图中所示的这一件就连头发都一根一根地清晰刻画出来了,衣服的褶皱,甚至指甲,也都一丝不苟地据实呈现,让人感受到了工匠对艺术表现的执着与认真。

图16.舞队陶俑,高5厘米,山西长治出土。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山西博物院藏。制作朴拙,各有姿态。

古代成年人的发型,男性大都把发髻盘在头顶上,而妇女则将整把头发束于脑后,后来也有盘到头顶梳成复杂形式的。这件陶俑要不是有残留胡须墨迹的描写,笔者一定把它当作女性看待。近日报告附近出土了同样发型的陶俑,两脚平伸而坐,双手前伸有所动作的样子。其姿势与云南铜鼓上的织布女工塑像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在表现织布工坊里的织工形象。织布是女性的工作,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件俑是在表现女性。

图17.灰陶将军俑,高196厘米,兵马俑2号坑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随葬物品起初用的是实用器,人殉也不例外。后来为了节省费用才以较小或较为便宜的材料制作。但人是没有办法以较便宜的材料制作的,所以西周以来,人殉的数量虽减少了,但没有替代物。孔子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言论,但是目前尚不能证实之前的时代有以俑随葬的习俗。可以当作证据的是为数不多的战国时代的楚国木俑。秦始皇大量以真人尺寸的陶塑物随葬,如果以事物演化的常规去看,应该有其模仿的对象,或许在尺寸缩小的楚国木俑之前,已存在真人尺寸的木俑,只是因为地下条件不易保存,所以没有见到出土物。

六.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

图18. 玉鞍初跨柳腰柔马球女骑俑。三彩铅釉瓦陶马球女骑俑,长34.2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95~公元715年。

图18中的这件陶俑很真实地捕捉了一位女士骑在马上玩马球的瞬间动态。马的四蹄跳跃起来,前两脚极度前伸,后两脚则大力往后蹬,首与颈则稍倾向左边,微微张口吸气,即将左转弯的样子。而马上的人,从所扎头巾显现的两股高尖的形式,可以推断她是一位妇女,梳的可能是惊鹄髻,那是将头发拢至头顶,编梳成左右两股,好像是鸟受惊吓,扬起两翼而欲飞离的样子。这是在贵族社交圈中流行的发型,其形象见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线刻。此女面容姣好,丰腴而不胖,身穿圆领窄长袖的长袍,下身穿长裤,脚穿皮鞋。身躯向右略微倾斜,两眼下视,右手握拳举起,似要下击之状,握拳中有一孔,应是已腐烂掉的球棍。左手弯曲下垂在马的左旁,似乎在控制缰绳要让马匹左转的样子。从马与人的姿势看,应是打马球的动作。

这件陶器除了胎色的透明白色以外,釉彩还显现有绿与褐两色,这是以铅的氧化物作为助熔剂的铅釉三彩陶的特征。人与马的塑造都非常真实而优美,色调的搭配也相当自然而有活力,烧造时釉彩的流动也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要说玩马球的陶俑已非常罕见,就只看整个塑像造型的明朗、釉彩的完美,就足以列入最佳陶塑之行列。三彩陶俑的烧造始于唐高宗时,开元年间最盛,安禄山之乱以后几乎就见不到了。这件精品最可能是极盛时期的作品。

图19.马球群俑,通高30~33.5厘米,陕西西安出土。墓主人死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时年才16岁。

马在中国是权贵的宠物,因价格昂贵、训练不易,乘坐马车已不容易,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所以东汉晚期以来,贵族们已以牛车代步。骑马奔跑是相当惊险、激烈的运动。马球需要在马上弯腰持棍打球进门洞,强健的体格、优良的骑术、敏捷的身手、灵活的脑筋,都是玩马球的必要条件,不是一般男性所能具有的素质。这位女性竟能从容参与,一定经过相当的努力,令人由衷佩服。五代时蜀国花蕊夫人的诗有如下的句子:“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正好可以借来形容这位女性。

中国的马不骏逸,骑马术也是和游牧民族接触以后才兴起的,所以马球肯定是外来的运动项目。至于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公元3世纪曹植所写的《名都篇》中有“连骑击鞠”,有人认为“很多骑马者在打球”就是在玩马球。不过较具体的描述要等到唐代才有。马球发源于今日为伊朗的波斯,应该经陆路传进来,但具体的路线已难考究。

唐代马球比赛的球门分单门与双门两种形式。单门的比赛比较简单,以各队打进球门的数量多寡分胜负。双门则较需要技巧,共同追逐一个球,以攻进对方球门为胜利。《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中宗命令儿子临淄王、嗣虢王,驸马杨慎交以及武延秀四人与吐蕃使臣十个人比赛而得胜的故事,可见当时的高级贵族如何普遍喜爱和精于这种游戏。

七.甲骨文的“安”字,隐藏着对女性的限制?

图20. 彩绘釉陶妇女骑俑,高37.3厘米,长26厘米,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64年

图20所示这件妇女骑马俑,马的全身涂黄釉加上彩绘,而妇女却只有涂白衣加彩绘,这是因为脸部如果施釉彩,将太过光亮而失去真实感。这匹马四足直立在一块矩形板上,如此才能安稳地放置在地板上。马俯首而立,看起来受过良好的训练,非常驯服,要等待主人坐稳了,下了前进的命令以后才会有所行动。马的鬃毛、四蹄、口唇部分都涂上红彩,臀部则画点点红斑。鞍头涂黑色,鞍下的毯子黑、红颜色的图案和花边也都画出来了,马头、胸上、背上也画上黑色羁络。马上的妇女面目清秀,有大眼睛、浓眉毛、挺直的鼻子、朱色的小嘴唇,头戴黑色宽边帷帽,帽子系有宽丝巾,交互捆缚于颔下,并围绕着脖子。身穿白色窄长袖短衫,外罩宽花边短襦,下身着白色长裙,裙下露出黑色的皮鞋。右手下垂,左手则前倾微举而握拳,看来像是握着辔绳的样子。这位妇女神态安详自若,很有教养的样子,如果不是贵妇人,也一定是生活在富贵环境里的人。

图21.彩绘瓦陶女侍骑俑,最高27.7厘米。唐,约公元725~公元750年。

马是户外活动的用具,这位妇女的面孔不遮盖,表示贵族妇女可以外出活动,而且不在乎她的身份被知晓。唐代的陶俑出现很多类似这位妇女骑马的形象,有些连帽子也不戴

(见图21)

,有些穿着男子的服式,比赛马球。当时有一位寒山和尚,写诗描写妇女的形象:“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这说明妇女可以成群结队大方地参加庙会、赏花等拥挤的聚会,显示当时社会容许妇女参与公众的活动,她们享有相当的自由及自主性。

图22.彩绘帷帽女骑陶俑,高45厘米。唐,公元618~公元905年。

汉代的陶俑虽也有妇女的形象,但主要是服侍主人的奴仆,或娱乐宾客的乐伎,她们的活动被限定在室内。就算有时候也可以到户外,但那是由于地位低,不用考虑名节,所以可以不计较。一般良家妇女就不容许了,所以也就看不到她们从事户外活动的形象。

图23.三彩釉白陶妇女俑,最高42.8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

中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的地位不但愈益低下,行动也被限定在室内。从《礼记·内则》所叙述汉代的教育内容就可以看出端倪。男孩子八岁就可以出入门户,十岁寄宿于外学习读书识字。但是女孩子十岁就不能出门,在家学习烧饭纺织,侍奉长辈;出嫁后也一

样要守在家里。甲骨文的“安”字,作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意思是女性在家中才安全,外出就容易遭受侵犯。

甲骨文“安”,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

而“冗”字,是一个男性在家中的样子,意思却是有空闲。因为男人需要在屋外工作,回到家里就是要休息了。至于为什么汉代以后妇女的行动较不受拘束,应该与外族统治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妇女无可避免地需要旅行,暴露形象的机会多,限制也自然比较少。

撰文 许进雄

编辑 徐伟

校对 吴兴发

博物馆陶俑
新浪科技公众号
新浪科技公众号

“掌”握科技鲜闻 (微信搜索techsina或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

创事记

科学探索

科学大家

苹果汇

众测

专题

官方微博

新浪科技 新浪数码 新浪手机 科学探索 苹果汇 新浪众测

公众号

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为你带来最新鲜的科技资讯

苹果汇

苹果汇为你带来最新鲜的苹果产品新闻

新浪众测

新酷产品第一时间免费试玩

新浪探索

提供最新的科学家新闻,精彩的震撼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