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土地,也是太阳

她们是土地,也是太阳
2020年05月29日 14:05 北京晚报

    《她们》

    阎连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冬惊

    不同于莫言笔下的乡土文学总以精彩离奇的故事在一开头就吸引读者,阎连科的笔触是散文式的,有一种细腻而质朴的美感,尤其是对女性角色的共情,在同代的中国男性作家里实属难得。

    阎连科的新作《她们》也是这样一本散文集,可以看作是于去年出版的《我与父辈》的姊妹篇。作者充满深情地描写了自己故乡的女性,有母亲、姐姐、嫂子、姑姑、娘婶、孙女、曾经的对象,还有其他农村出身的女性,叙述她们曲折或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一如既往的真挚动人。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嵩县隶属洛阳,一直是河南的贫困县,直到今年2月才正式“脱贫摘帽”。在这本书中,贫困的影子随处可见,而底层女性的命运更不可避免地被贫困扭曲着。

    全书分为七章,作者从八十年代自己年轻时“谈对象”的故事说起,那种强烈的时代感或许会让新一代的青年感到惊讶。年轻军人阎连科怀着青春的躁动,将每一次相亲都理解为爱情的契机,尽管他们没见过几次面,只是用通信不咸不淡地往来着。

    在这些相亲故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一进门没同他说几句话就去帮他母亲做饭的对象。

    “看到她完全如同我父母的女儿——我的姐妹一样端起父亲因哮喘咳吐的痰盂去倒、去洗时,我知道我的婚姻无处可躲、退无可退了……媒人医生从外走到后院里。‘不错吧?长得好,又勤快,你们家正缺这样一个人。’”

    作者写自己出于懦弱,无法推辞,于是也就这样有了对象,订婚彩礼是一百元。他在文末感慨:“为什么在我们的世情环境里,男人的善良常常是无能,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来恶或者悲剧呢?”

    后来因为这位相亲对象给他写的信被编辑部同事当成投稿拆掉了,部长问他对象什么学历,让他十分难堪——小学没读完的对象很多字都不会写,是用拼音代替的。想清楚自己的前途命运之后,他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分手信,也收到了一封充满怨恨的回信,末尾却说:“我不会怪你阎连科。我只怪我没有好好读过书。只怪我的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等到作者的儿子两岁时,又一次在老家偶遇了她,看到她左边有一个三四岁的姑娘,右边有一个两三岁的姑娘, 怀里抱着一个女娃——因为一连三胎都是女娃,所以要回到娘家再偷偷生一个。“她就那么慢慢拖着脚步走,背负着我留给她黑暗的人生和命运,像驮着世界上所有乡村女性的苦难朝我走过来。我立马愣住了,慌忙拉着儿子拐进了厕所里……是人类的一处污地收留了我。”

    相比许多作家对自己过往言行的粉饰和辩白,阎连科这份忏悔般的坦诚令人印象深刻。在《大姑、三姑和表姐中》,他写到三姑的女儿从小瞌睡多,家人也不以为意,但嫁人不到一年就因为嗜睡而被离婚了,跪下求情也没用,回娘家后自觉脸上无光,于是嫁到那边山里一个比她大许多的二婚男人家,也不再去看望娘家亲人,“因为她的一生活得太丢人了,太难张口向人释说了”。多年后,作者到西安看中医提起表姐的嗜睡,大夫说瞌睡多是一种中枢神经病,针灸两天就可以治好。当作者带着喜讯回到老家,家里所有人都不知道表姐的去向,而“最后内心的冷酷也让我把表姐忘记了。”

    在贫困的河南农村,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劳动力,不仅要和男人干一样繁重的农活,男人休息的时候她们还要做饭、洗衣、缝补、照顾孩子,把饭菜端到男人面前。阎连科在书中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女性称作“第三性”,称她们是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女男人”。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割麦瞌睡过去的女人简直不配为人,就这样被婆家弃之如履,又逐渐被娘家人所淡忘。明明是针灸就可以治好的病,那么多年却没有人想过带她去看病,而是任她像被泼出去的水一样,度过了自我放逐的一生。无怪乎作者的母亲感慨,老天安排男人的命像安排亲儿子一样,安排女人的命就像安排后娘女儿。

    《她们》这本书中有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在男权社会中,千百年来,底层女性的命似乎就是认命,但并非所有的农村女性都是逆来顺受,《大娘》中的大娘有八个孩子,家里经常穷得吃不上饭,但她总是唱着歌,甚至唱得忘记了做饭,笑对生活的一切苦难。《三婶》中的三婶是个巫婆,她坚信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认为世上的恶都是男人做的,因此她的通神只传女不传男,作为男权社会的乡村受害者,她要去向神“告男人的状”。

    在贫困落后的乡村,没有几个人知道或者在乎“女权主义”是什么,却有一些女性在蒙昧中做出了“鱼死网破”的抗争。第七章《她们》写的都是反抗命运的农村女性,有些反抗是十分惨烈的:有不堪忍受丈夫长期暴力最终复仇的妻子;有和外出打工的丈夫长期分居,留在农村辛勤劳作,却因苦日子看不到头而放弃生命的母亲;还有一位人到中年突然离经叛道的妇女,因为在街头卖水果遇到了来出差的郑州人,哪怕他比自己大二十多岁,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为他抛夫弃子进城去,发现被骗也不后悔,后来离开他去医院当护工,又找到了新的对象。

    因而作者说,“尽管她长得并不好,身上还有一股医院的药杂味,然而无论如何,她身上还充满着一个女人面对世界的灵视和尖锐,是我家乡那块土地上,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女性的超然和光。”

    在《白鹿原》这类乡土文学中,不守妇道的女性多是秦小娥这样的下场,《废都》写的是都市,但书中欲望强烈的女性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结局,要么出家后仍被男人玩弄,要么被囚禁家中成为泄欲的对象。我们极少能在阎连科这代人身上看到男性作家如此全面地塑造一系列不属于“贤妻良母”“欲望对象”“纯洁女神”这三类范式的女性,发出对女性生命力真正的赞美,以及对自己的深刻反思。

    作者虽然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的懦弱,但却拥有中国同代男性作家中极少见的真诚和直面灵魂的勇气。阎连科不仅是在以男性的视角看女性,而是作为平等的人来看待她们,不囿于她们的美丽与哀愁,还写了她们不屈不挠的毅力和为自己而活所做的斗争,在《大姐的辫子》《拉煤去》《母亲》《孙女》这些写家族女性的文字中,又流露出最淳朴、温暖的亲情——她们是土地,也是太阳,是“我”生命的由来与情感的归宿。

    阎连科是痛惜着女性,热爱着女性的人,《她们》则是中国男性作家笔下一份难能可贵的女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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