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家如何真正进入脱贫攻坚的现场(上)

阿来:作家如何真正进入脱贫攻坚的现场(上)
2020年05月29日 10:01 澎湃新闻

原标题:阿来:作家如何真正进入脱贫攻坚的现场(上)

原创 阿来 文学报

脱贫攻坚是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如作家阿来所说,从根本上说,这些举措是有意义的,更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作家们在面对这个现实,依然有不少认识误区。

今天,带来作家阿来授权本报发表的他于2019年4月在四川省作协西昌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培训会上的讲话。他坦言,自己每写一本书,都是一次认识领域的拓展,都是向生活,向历史,向人民学习的一次机会。他关于作家写作如何面对这个现实的很多观点,值得文学界回味和思考。

观点

■ 今天,我们这些以写作为事业的人,在纯文学的意义上既无革命性、创新力,在书写内容上又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那的确应该有反省之处了。

■ 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济与文化都有层层级差的中国,如何看待发展不平衡问题,光靠一点小敏感,小同情心是远远不够的。

■ 没有情感的真正转变,我们就无从和脱贫攻坚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而这个转变,要靠端正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认识来完成。

■ 要真实反映脱贫攻坚这个伟大历程,需要我们把这些驾轻就熟的东西放下,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客观地打量,深入地体察。

■ 今天,我们要书写乡村巨变的现实,不能只从文学开始,到文学结束,需要学习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

■ 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抱怨自己被边缘化了,但如果我们一直在边缘书写,而不曾涉笔于这个时代的主流,那也就只好被边缘化了。

我以一个写作同行的身份,就中国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相关话题,和大家交换一些感受和想法。上午我们已经举行培训班开班礼,并请凉山州扶贫移民局的领导对凉山州州情,以及有关情况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这两三年,我到凉山州有七八次,四处走,四处看,四处学习,同时读一些书,有些想法和感受,不系统,但真实,跟大家交流一下。

脱贫攻坚是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也是与全世界为改变整个人类的社会生存环境,建立一个平等幸福的命运共同体的诉求相一致的。

联合国有一个“千年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与我们脱贫攻坚的内容是吻合的,只是他们将其称为减贫计划。记得前些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中国时,就曾说要感谢中国,因为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联合国的减贫计划,也有一个多少年减少多少贫困人口的目标,但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错综复杂,实行起来有很多困难。但中国社会安定,政府又有多年一贯的明晰的政策措施,投入巨大的社会资源,释放社会制度的巨大力量,脱贫人口占了联合国减贫计划的一半以上。这还是几年以前的事。此后,这个进程不断加速,脱贫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是以千万计、百万计的数量来实现的。到明年,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三年脱贫攻坚计划告一段落时,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使这些地区和全国其它地区一起步入小康社会。

为什么我要从这样一个地方讲起?

因为我们许多人,我们这些以写作为事业的人,很多时候在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的引导下,或者说是在我们对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缺乏真正理解的时候,在考虑文学如何处理社会运动,在政治与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文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因应?采用什么样的立场来书写?等等方面,都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

私下里,我也听到一些同行谈论这些问题。但一些人持有的态度,我认为是比较消极的,对这样一个正在全社会上下轰轰烈烈展开的促进社会公平,促进生产发展的社会实践,很多时候,不能站在国家民族,以至世界的大局来理解其意义,看不到这样一个全世界都共同努力的目标,更看不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了这样的目标却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有效实现时,中国借四十年改革之功,心怀民族复兴之梦,凭借制度全方面的动员力量,凭借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高度自信,凭借攻坚克难的信心与勇气,正在推进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古人诗中,那只是关乎于个人命运,但今天,这个好风,是时代性的,这个“我”是大我,是命运共同体的全部。

但我们很多人从来看不到这个大势,只是看到一些局部,看局部就会看到比较多的困难,更因为自己缺少正确的认知,缺少激情,因而看不到我们国家的信心,看不到投身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为克服这些困难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本来,作家这个群体应该对时代的变化最敏锐,对促使社会进步的变革最能投入巨大的热情。而现在我们对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常常持一种漠然的消极态度。甚至认为这种漠然与消极是文化人应保持的与现实某种必要的疏离。文学好像是另外一种存在。写一些春花秋月、个人恩怨,我们就觉得它是纯粹的文学。所以很多文学成了一种空洞的、软弱的、麻木的、无病呻吟的东西。我们这些写作者也成了一个游离于巨大变革和现实生活主流之外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学理念,实践下来也有一些堪称精妙的作品。在我们四川,唐末五代十国的时候,围绕着后蜀国的小宫廷,出过一批精于词作的词人,他们的作品汇集起来,有一个词集至今流传,叫《花间集》,因此这个写作团体也得到了一个花间派的命名。“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古人把这种闲愁叫做宫怨。美则美矣,但想想唐末五代,宋未统一之前,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文学家自己也过得未必舒心,却一味摹写宫廷中女人的相思与闲愁,便已脱离时代,也脱离文学的本体。虽然这些人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些革命性的,那就是使得后来盛行于宋朝的词这一新文体,通过不断的实验,使之初步成熟。而今天,我们这些写作人,在纯文学的意义上既无这种革命性、创新力,在书写内容上又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那的确就有应该反省之处了。

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下,四川省作家协会开始了一个计划,即大家都知道的“万千百十”工程。四川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区,凉山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用我们的写作实践和作品来反映今天中国这样一个举世皆无、功在万民的伟大社会实践。这个计划开展两年多了,也得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我个人依然有些忧虑。我们这样一个计划还有一年就将结束了,我们还能生产些什么样的作品?四川是脱贫攻坚工作最艰巨,范围最广泛,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投入了最多精力,创造了很多新办法,总结出很多新经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省份。那么我们创作的与之相关的作品,在深度、广度上能否与之相匹配,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参与到这个计划的作家同行们,必须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和这个目标恐怕还有相当距离。

“文章合为时而著”,但是我们的写作和这个“时”还有一定差距。

首先是我们的热情不够。对当下的生活,对社会的热情,对我们自身创作的热情不够。其次是认知上的问题。对于认知问题,我想了四个字,叫做“上天入地”。“天”是什么意思?这样一个社会实践、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我们怎样认识它?这既关系到理论,也关系到实践,更关系到我们对文学跟社会现实,文学跟人生等基本关系的认知与处理。所以这个认知首先是理论问题。尽管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够,但是更多的时候,缺失的是理论的认知。这个理论认识就是“天”,要往上摸摸天。也就是说,在深入生活的同时,要先解决理论上的认知问题。比如,一些同行仅仅把“脱贫攻坚”当作在中国当下发生的短暂的政府行为,认为就像另外一些政府为解决一些局部问题而采取的举措一样,两三年风头一过,就过去了,就偃旗息鼓了。我们要知道,在人类发展历程中,但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要发展,要革新,要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克服自身的局限,追求强盛,那不同地区的共同进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成了必由之路。如此得来的繁荣是真繁荣,如此达到的强大是真强大。这是一个认知前提。如果这个基本认知都没有,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至少从晚清以来,我们很多政治家,很多知识分子就有一种理想:要努力改造社会,使得国强民富。“五四”以来各种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专制独裁等运动,目的是什么?就是开民智识、增民财富、使民幸福。所以,像鲁迅、胡适这些文化精英更多是在智识层面来传播新的观念,表达新的思想,以期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灵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发展最根本解决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今天的经济学界将其称为“三农问题”。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强盛就仅仅是在某些领域,比如军事上造出一些更有威力的武器来保障和平,建设很多像上海、深圳这样的金融和科技力量强大的城市,这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这不是全面的进步与发展。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一些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认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叫做“知行合一”。明白了道理就要行动,而不是天天坐而论道。今天我们很多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往往“知而不行”,这个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明白一些道理,但并不打算付诸行动,把这样一种认知传播给别人;不打算用我们的行动去帮助和支持另一些人。社会的进步当然需要个人的觉醒,但更需要的是群体的共同进步。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知识累积上,可能比一个农民、工人多一些,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化差距应该用什么样的行动去弥补。

这让我想起一个四川老乡晏阳初先生。

晏阳初先生骑驴下乡考察

晏阳初先生是我们四川巴中人,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在私塾里给别人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书匠。晚清到民国是一个思想碰撞的时代,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都进入到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时代的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些思想比我们中国固有的观念更适合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更关心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平等。所以这样一个乡下的私塾先生就把他的儿子晏阳初送到了国外学习。晏阳初在香港、美国、欧洲等地上过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时,他发了个誓:不当学者,不当官。那他要做什么呢?他说他要做平民教育。他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在于民智未开启,民智不发达。而社会改革需要民智的开启,民智的发达。今天,我们在大凉山做扶贫攻坚,不论是各级政府干部,还是投身其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人,感到一些群众缺少积极性,叫做“内生动力不足”。其根本原因,还是教育不发达造成的认知局限。

“内生动力不足”,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智识问题。没有充分发育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对生活品质的认知,对财富的认知,对人的生存发展权的认知不足。

为什么?都说凉山的社会是一个一步跨千年的社会,那千年前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步跨过来,到底有多么艰难?没有对这个问题产生同情之理解,可能就得不到正确的认知。凉山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许多年前的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晏阳初先生回国时说他要搞平民教育,不当学者就是不到大学当教授,不到研究所里做研究员,也不当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对一个有着丰富海外留学经历的洋博士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开初,他在湖南办平民教育,动员社会力量办农民夜校、办识字班。

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进入乡村参与教育

凉山搞“脱贫攻坚”,在教育方面投入很大,各级义务制教育的加强性措施不谈,一村一幼,农民夜校,为辍学的学生开办特殊班级,都是前所未有的力度空前的举措,就我所知,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举措并不了解,有人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果我们连这一点敏感与认知都没有,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孔子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提倡“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应该有得到教育的机会。在我眼中,孔子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我们不是学汉语的吗?不是孔子的传人吗?那为什么看到这样的事情毫无反应?看到一朵花就抒发一点愁绪,结果连这种花叫什么名字都叫不出来。海德格尔说事物不能称名,叫不出它的名字,等于这个事物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感时花溅泪”,感从何来,泪又从何而来?因为没有摸着天。我在这里所说的“天”其实是一种常识,一种理性认识,一种历代积累下来成为文化传统、前人的实践和他们积累的道德文章构成的一种高度。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就提出“天下大同”这个大同的基础是什么,均等教育,共同富裕,“一个都不拉下”,这是大同的基础,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我们的天,其实是从政治家,到知识分子,到社会精英的共同认知。我们要有所成就,如果连这个人类共识都没有,天当然就够不着,就没有高度,未居其多,怎么见其广,怎么见其深?可以说,没有高度、深度与广度也无从达成。没有这个认知,对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的特别之外自然没有敏感。在大范围展开的脱贫攻坚实践中,个别地方自然会存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举措是有意义的,更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程丛林 油画 大凉山彝民

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批评别的行业有形式主义的问题,但我以为,创作界的形式主义可能更为严重。今天的一些同行,我称之为采风作家,像参加一个旅游团一样参加一个采风团,打个旗子,一群人一天跑三个四个五个点回来,完了写篇小文章。这样不行。这样怎么可能希望写出惊天动地的大文章?之前,张秘书长说我们这次会议结束后,还有两天采风活动。我说就别采这个风了,既然大家是决定要来书写脱贫攻坚的,会完了大家就各自背着包下去,到各自要写的地方去。大家下去,和书写的对象在一起生活工作,不要只是旁观,要参与。短则几天,长则半月一月都可以。别像一群鸟飞到这儿又飞到那儿。那能得到什么?采风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面上的事情,接下来的深入体察要靠自己来完成。脱贫攻坚的实际工作中,干部要改作风,群众要改观念,我们能不能也改一改啊?改一改吧,不改不行了。

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抱怨自己被边缘化了,但如果我们一直在边缘书写,而不曾涉笔于这个时代的主流,那也就只好被边缘化了。

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得到社会尊重,但我们真的付出不够,对社会变化的敏锐程度不够。

今天进行的脱贫攻坚看起来是个崭新的社会实践,但历史地看,就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的有志之士们对此都有过思考与实践。只是这种思考还不是共识,这种实践还不够普遍。晏阳初先生当年就在其社会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农村的问题,仅仅办平民教育还不够,真要改变农村,使得农民克服那四个毛病——贫、愚、弱、私,需要进行的,用今天的话讲,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改造的综合性的治理工程。农民在识字明理之外,需要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学会合作共赢,需要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他也真的展开了实践,但那时内战频仍,加上后来的全民抗战,这种社会实践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今天,正在全国、全省、全凉山州进行的脱贫攻坚工程,并不止是让老百姓增加收入那么简单。从政策层面讲,叫“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是吃和穿。三保障,一是义务教育的保障,这个义务教育在凉山还增加了新内容,往前延展,就是一村一幼,村里的孩子,到幼儿园学习普通话,学习良好的生活习惯。文化人就有人担心了,呀,那不是破坏了当地的文化。这么讲是不对的。中文普通话,是全中国人共同交流的语言,不学会这个,怎么跟这个国家内部的人深入交流。你的孩子学英文时就为什么没有这个焦虑,少数民族学个全中国人的共同语言,你这个焦虑就来了。说了普通话就不能学彝文彝语了?二是基本医疗的保障,这个大家不反对不忧虑吧?三保障里面在凉山最重要的一个是住房安全。大家去过那些旧村庄,看到那些人畜混居的土坯房,各种条件都很差,但我读《昭觉县志》,发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就已经在乡村普通进行过一轮住房改造了。那些土坯房已经是改造过一回的面貌了。新村的建设,一是解决了安全问题,二是解决了卫生问题,三是把人从难以生存发展的地方,迁移到了适合生存发展的地方。这个大家不反对吧?知所从来,才知所从去。要看到,今天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其实是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更深广层次上的努力。

在凉山,以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为主体的深度贫困地区,还有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问题,也就是前面说的智识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认知,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彝族史诗,比如《勒俄特依》。

这部史诗,从上古写起,写到后来,已经包含相当沉痛的近现代史的经验了。这部迁徙史上的大部分地名,现在还能一一对上。我们如果愿意深入了解这些,得到的不止是一点历史文化知识,而是可以借此触摸到一个民族的心灵,借此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也才能对凉山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更深的了解。了解历史是为了懂得为何有现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历史学家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是不是做过这样的功课,有没有试图建立这样的认知?我看大多数时候没有,不但没有,还带着一点文化的优越感,看到落后,看到他们对现代性的某种近乎本能的抗拒,而看不到背后更深沉的原因,当然也就看不到今天脱贫攻坚这个社会实践的必要性,看不到这个社会实践的伟大之处。

于是,我们去采风,老听见负面的东西,看不见正面消息,看不见脱贫攻坚过程中有着建设性意义的人和事。甚至有观点认为管这些自私愚昧落后的人干什么?我们看到正确的事却得出错误的结论。帮扶不是施予,是为了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进步。

晏阳初先生在湖南结束了他的平民教育后,决定继续到乡村去,不仅办学校,办夜校,还要针对前述四个字做更多具体的事。

晏阳初全家在定县合影(1931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是晏阳初先生一个人,还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与农民一起从事中国新乡村建设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社会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许多偏远的地方,智识不开启,生产不发达,社会发育不健全这个情况还存在。于是,发达地方的人会产生一种优越感,我们有些作家也会有些优越感,到了偏远地区就以文明人、上等人的姿态出现,没有同情,没有把这些地方的人当作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的平等意识。这也是我们做不好文章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文章老写不好?缺乏基本的情怀。你连平等意识都没有,你不就是兜里面比人家多几千块钱人民币。不就是你每天早上刷了牙,晚上还刷,而他们还要人去教他们学会刷牙讲卫生?凭这个你就觉得自己是上等人?我们经常说平等、平等。“平等”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写入宪法的。我们在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性质国家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中国是一个各民族平等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

大家了解中国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宪法?有没有看到过这句话?“宅兹在兹”。我们常讲文学现场,我们在现场吗?人虽然在现场,但意识不在,心不在现场。在一个小天地里,自外于社会。

而晏阳初先生不是这样,后来他去了河北,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对于贫,晏阳初先生说我们要进行“生计教育”。生计包含很多方面,其一是生产技术方面要提高。中国农业有几千年历史,说我们文化多么源远流长,那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年了,还没有一点变化呢?插秧的时候还是得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腿下去。稻子成熟了,还是背一个木桶到地里去拌。生产力没有提高,生产技术没有革新,长是长矣,旧而已矣。古代人可以维持,但是今天我们人口在增加。人口增加就意味着土地人均面积在减少,这就要求土地的单位面积需要增加产量。增加产量,全世界有什么途径呢?改良品种,提高生产技术。所以解决生计教育就从这里开始。

生计教育不光是生产技术提升,品种更新换代,还有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农村进行了很多组织方式的实践: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任何社会实践都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搞人民公社,我们是交了高昂学费。从理论上讲,人民公社没有什么不对的,但超越了老百姓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一大二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觉悟水平,失败了。但农村要和整个国家一起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现代化,最终还得组织起来,现在也有很多尝试,各种合作社,公司加农户,土地流转,往公司化经营方向发展。去欧洲、去美国看看,哪一家农民还是只守着一亩三分地就能过日子啊。他们不就是把大量的土地集中起来,用最先进的方式进行生产进行管理吗?只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在实践上操之过急:第一、超越老百姓的道德水平;第二、也超越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其实,那是一个有伟大动机的时代。现在,中国农村也开始慢慢地采取集约化的方式,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生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所以生计教育是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农业生产组织方式问题。

先实现建设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他们的农业还是像我们这样耕作吗?那不行,要变,只不过我们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能超越社会发展水平,不能超越老百姓的觉悟水平太多。

那个时候,晏阳初先生他们就是启发农民,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提高生产技术。

晏阳初先生他们还在农村搞智识教育。要搞生计教育,就先要让农民能够接受新的东西,观念要开放。白天他们要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还要给农民上课,传播新的思想、新的智识。只有把农民的封建、愚昧、保守的思想破除掉,他们才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组织方式。在见到新的事物、新的生产技术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操作。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乡建青年

还有卫生教育。今天,天天刷牙的人到凉山来了,说:你看,他们还不会刷牙。几代人以前,汉族老祖宗也不会刷牙。晏阳初先生他们下乡,就教农民这些东西。要生产,就要解决健康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去看医生,预防疾病,治疗疾病。但要获得更强健的体魄,很多与卫生习惯有关,但首先是与卫生条件有关。这个条件又与居住条件、生产方式有关系。我们中国的社会正在整体改变,农村也在整体改变着,只是这个文明进程跟城市相比,比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要慢一点。我们去了解扶贫攻坚,到了一个村,只知道他们人均年收入多少钱这一个标准。要是这样,事情倒简单了,政府直接把钱发给农民就行了。今天我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脱贫攻坚花掉的钱,远远高于今天我们要达到的增收指标。若是不修路、不通电、不改变居住条件、不办教育、不办卫生、不禁毒防艾,我相信一个家庭每年发个五万十万,还用不完。如果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费那么大劲干什么?——改造社会,改造农村。

相对来说,脱贫达标是相对容易的,改造社会,也就是改造人,提升人的素质,这个更难。晏阳初先生他们当初遇到的最大困难今天还存在。即人的“私”,自私。就是我的东西不给你,你给我好处,我就要,不给,我就叫唤。这是一点。

第二,这个“私”也使得人和人不能有效率地组织与合作。不要说农民有私心,难道我们这些文化人就没有?天天这个不满意,那个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私心没有得到满足嘛。我们卫生习惯比农民好,钱比农民多,这是真的,但私心这一点,我们未必就比农民高尚。

克服私心,才能合作,才能克服只顾眼前蝇头小利,没有长远发展眼光的问题。这些话,晏阳初先生给农民讲,也给与他一起进行新乡村建设实验的人讲。他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教育农民,不要以为农民只是向我们学习,同时也是我们在向农民学习。农民有农民的智慧。

程丛林 油画 《大凉山彝民》

孔子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反求诸己。就是你看到一个人的毛病的时候,你能从他身上反思自身的毛病。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反求诸己,以为镜鉴,从这面镜子里照见我们。农民那个自私都是摆在明面的,一是一,二是二,是没有多少心眼儿的。

“私”也是共通的人性的一部分,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从一线的干部群众,还有志愿者那里都能得到很多例证。就人性来说,这不是新问题,都是老文章。只是表现形式有变化,具体内容有不同。

今天我们脱贫攻坚很多方法,有创新,也有继承。我认为其中就包含了晏阳初先生他们的经验。比如合作社这种方式也是晏阳初先生他们实行过的。当然不是像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把一个村的人全部组织起来,而是更灵活,更强调自我意愿。一个村有几家人有纺织专长,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纺织合作社。这有个好处:大家可以一起切磋,相互提高,一起生产、进步。产品达到一定的数量,有了稳定的质量,就可以持续地对外销售。所谓品牌、营销,就是这个东西。一家一户的生产,无法对市场提供持续的产品,是谈不上营销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合作带来的规模化的生产就可以有稳定的质量,进而形成某种标准。

费孝通先生著《江村经济》

卖农产品要什么标准?当然要,苹果、石榴、草莓,都要标准。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个头,什么样的成熟度,这是外在的标准。还有内在的可以检测的指标:氨基酸、维生素、糖等等。工业时代一来,标准成了一个要命的东西。中国今天的农业就是少有标准,也没办法标准化。为什么?一家一户,产量少,技术含量低,品质不稳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合作化、公司化。

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中国乡村的传统的手工业是百业凋敝,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外来的标准化的工业产品的冲击。这样的问题中国遇到了,印度也遇到过。我们中国的丝织业最发达的时候,印度是棉织业最发达。同样也是在外国纺织商品的冲击下,机器生产的冲击下,乡村手工业经济破产。今天,乡村基本没有手工业了。

今天乡村的困难就是传统的种养殖业也面临来自国际农产品的挑战。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的生产,比起发达国家的集约化农业来,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低,成本却高,更谈不上营销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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