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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深度丨一家口罩工厂该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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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复工的第50天，广西纺源口罩厂的老板苏炫魁住进了医院，高血糖二期。

“住院了也得保持24小时在线，半夜电话交代事情还是常有的事，工厂得转啊，” 苏炫魁对PingWest品玩说。他是广西人，开了一家纺源口罩厂，就建在南宁。

这家工厂在静好的岁月里并不忙碌，生意说不上好，但也没那么坏。跟医院搞好关系是近乎单一的维系生意的方式，平常也不太和政府打交道。纺源口罩厂雇佣的工人基本都是广西当地人，远点的也就在广东。大家原本想着过个好年，年二十九统一放假，提前一天，有宽裕的时间回家。广西的少数民族多，年味也足。南宁地区的人们要准备年糕，桂平一带过年要闹“三忙”。辛苦一年了，大家正好休整一下，初七再回来工作。

但是，新冠病毒肺炎的出现打破了一切。

“政府的通知年初一就来了，广西自治区政府直接电话联系我们，很急，然后27号就把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工厂）聚在一起开会，强调28号（初四）全面复工，人员要到位。” 苏炫魁说，“一得知要提前复工，我就把消息发下去了，打电话一个个通知，给员工两天时间回来。”

谁也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两个月，竟无一日喘息。

在全国口罩已经趋于“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纺源作为广西地区主要的口罩供应源，喘息的时候并未到来。更重要的是，苏炫魁必须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病毒传播之后，他的纺源口罩厂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有哪些事情，已经因为新冠病毒曾经来过而永远地改变了。

高强度工作，加上前段时间药店不开门，得了高血糖的苏炫魁服药并不规律，血糖又高到200往上，终于住进了医院。按照医生的安排，他得静养调理半个月，如果发展到第三期会出现许多严重的并发症。

“那就完蛋了”，苏炫魁说。

“给钱，包吃，送口罩！”

纺源是广西规模最大的口罩制造企业之一，其实也不过就35个人。

然而35人的规模无法应对这种非常时期：纺源有四条口罩生产线，制造流程相对自动化，每条生产线只需要两到三人就足够保证工作效率，一天可以生产20万个左右的口罩。厂里大部分的员工负责的是口罩生意的其他环节——比如销售，物流以及口罩出厂包装。

但病毒一来，问题就出在包装上。

因为口罩生产的自动化范围只到口罩制造出来为止，而预包装的速度则决定了口罩的最终供应能力。

口罩预包装是指口罩在被制造出来后，分装到透明塑料包装的环节。一般来说，口罩在生产出来之后就会进入包装阶段。普通非医用口罩主要通过洁净车间、人员卫生管控等办法控制口罩的细菌含量。

医用级口罩的预包装更复杂一些，会在包装环节前后增加一个消毒-解析的过程以保证口罩彻底灭菌。由于环氧乙烷的分子可以透过包装材料，医用口罩也都是在消毒过程结束后，先完成包装再静置解析。从开始消毒到口罩上残留的环氧乙烷通过解析过程彻底释放，这个过程需要14天。

很明显，在巨大的需求之下，包装跟不上了。

1月28日晚上七点半，纺源医疗与政府协调，在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网站上发布了紧急招聘信息。招聘内容后面留的三个电话号码有两个是苏炫魁自己的手机号，面对有意向的问询者他都直切重点——“给钱，包吃，送口罩！”

发出公告第一天就吸引来了近一百人，二月份平均下来每天有90多个临时工来工厂，周五周六最多能达到140人左右。

“这样匀下来差不多有30到40个人负责一条生产线，”苏炫魁对PingWest品玩说。

工资日结，按件计费，管两顿饭——这是苏炫魁给临时工的待遇。

相比平常，这两个月的工厂是24小时连轴转的，机器没有停过。但人不是机器。所以纺源口罩厂对临时工的要求相对灵活，可以干一天算一天，每天过了夜里十二点结工资。来做临时工人的大多平日里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还没复工，于是来赚点外快。另一个“优待”显得更有吸引力：临时工每天自己可以带一两个口罩回去。

“你要是最近有空想来打包装，你就当天来就行，我给你地址，”苏炫魁说。

口罩包装不是难事，简单学一下很好上手，但是到底得有人来做。一些细节是，按包装的品类不同，每件的计费不太一样，但大致上干一天少说能拿150块钱，动作利落的可以拿到200块以上。

工厂之前也置办了个食堂，但平日里只三两人进出。因为工厂里多是南宁当地人，午饭和晚饭多是回家去吃。而这两个月日夜连轴，所有人都没有闲暇离开工厂。口罩厂联系了一个当地馆子送盒饭，每份盒饭十五块钱，一天两餐。老板，员工，临时工都算在一起，按当天工厂的总人数定。

送到纺源口罩厂的盒饭

南宁被称为“骑在电驴上的城市”，主要是因为有些地方道路狭小，骑着电动车穿进穿出要方便得多。一座720多万人口的城市，登记在册的电动车超过了270万辆，算得上真正的“家庭必备”。纺源口罩厂建在南宁北边的武鸣区，距离附近的宁武镇，双桥镇很近，到南宁市区大概50公里。厂里很多员工都住的不远，来打零工的人也多是附近一些乡镇的居民。他们骑着电驴在绕曲的路上来回折返，也给冷清的路面维持住些许底温。

工作前，所有人会把手机锁进更衣室的柜子里。由于是在洁净车间中工作，员工们是被禁止使用手机的。家里有事需要先打到办公室，再由办公室通知员工。工厂对员工的建议是，上班时间家人尽量不要联系自己，除非是“生老病死的大事”。这在新年的团聚气氛里听着不是滋味，但人人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搞不定的熔喷布

疫情期间暂时失去了工作的人们来纺源包装口罩，有了饭吃，也有了“护命“的口罩。但对一家口罩厂来说，它的“饭”其实就是口罩的核心原材料——熔喷布。

这很快成了纺源口罩厂的最大问题：随着疫情发展，熔喷布价格陡增，甚至“一布难求”。

熔喷布是口罩中间的过滤层，以高熔融指数的聚丙烯为原材料，对防止细菌渗透，阻止病毒传播有关键作用。新冠病毒爆发前，国内能够量产熔喷布企业只有10家左右，总产能在8.2吨左右，而熔喷布制造设备的新置通常需要10个月才能投入生产，种种原因导致其产能无法立即满足目前口罩生产的需求。2020年1月，熔喷布的价格在2万/吨左右，3月初规格最高的N95级熔喷布价格已经上到60万/吨——近30倍的涨幅。

据苏炫魁透露，纺源原先的熔喷布合作方是天津泰达，拿的是2.3万/吨的价格，“如果不买新的熔喷布，原有的存量只够用到3月初，”他说。

但他1月底再次去天津沟通原材料购买的事，以往可以自由进出的园区这次连大门都不让他进。起初以为是疫情防控，但多次询问后才被告知：疫情期间天津泰达的熔喷布被纳入有关部门统一调控，不接任何“私活”。

是否能纳入同一调控，对于特殊时期口罩厂保证原材料来源至关重要。北京华盛口罩厂老板朱海涛对PingWest品玩表示：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统一调控范围，所需的熔喷布直接由天津泰达开车送到工厂门口。华盛是北京石景山区唯一的口罩生产线，也是北京16条优先保障的生产线之一。平均每天（两台口罩机）的产量在12至14万只，到3月中旬之前已经为石景山区供应了150万只左右的口罩。

生产口罩这件事，突然也有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体制外”的工厂搞不定布，但这不耽误政府向他们“下单”定量的口罩。

被划到了“体制外”的苏炫魁得另想办法。工厂需要新的熔喷布维持后续生产，同时也要给新引进的N95口罩生产线找到合适的熔喷布。为此，疫情防控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整个2月，苏炫魁一直都飘在外地。

彼时各地防控趋严。1月29日（年初五）全国31个省份都进入一级响应。年初六苏炫魁冒着风险出发去外地找布，辗转了安徽、山东、河南等七八个省。“能飞机就飞机，能高铁就高铁，再去不到的地方就包车”。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很多时候苏炫魁就在熔喷布的厂子里过夜，第二天再去下一个地方。

这是这段非常时期落在这位口罩厂老板肩上的压力。人手，机器都备齐了，如果因为原材料的限制而没法把产能最大化，对政府紧急复工的要求，对工厂的经营都没法交代。

找熔喷布厂家的过程并不顺利，苏炫魁在外地辗转了近一个月。一是很多原来有过合作的厂家也都因为政府征召或工厂自身还未复工不能供货，二是在疫情期间，许多熔喷布厂家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

熔喷布的级别和口罩的型号对应，可以粗略地分为工业级，医用级和N95级，分别对应的是一次性外科口罩，医用口罩和N95口罩，差别主要在吸附能力和过滤效率上。

“挂着医用级的名头，但东西一摸就知道是工业级的，卖30多万（每吨），比一般的医用级便宜些。卖家也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你要买就买，不买拉倒。他不愁买家，现在这东西太短缺了。”苏炫魁表示。

熔喷布的生产在江苏最多，苏炫魁最后在南通进了200公斤N95级标准的熔喷布，花了10万。依靠这批原料可以制造10到12万只N95口罩。但苏炫魁也坦言不敢进太多货，以现在这个价格购买实在亏太多了。

“今年发财？今年没发财咯。都是亏钱在做。”

定价权在谁手里

苏炫魁的“广普”让人印象深刻：每个词都喜欢用力咬在第一个字上，听着顶到耳膜，又响又躁，一句话说到末了，又像典型的广西普通话那样把尾音拉的很长，好像在前头的振奋劲儿过后，最终还是显出些疲态。

他确实很疲惫，不止是每天进进出出的陌生员工，或是到处奔走寻找原材料，而是他自己无法决定的口罩最终出厂价。

相比上游的原料商和下游的药店和超市们，口罩厂被夹在中间，没法挺直腰板，处境尴尬。供不应求导致物料价格上涨，夹带着春节期间人力等其他费用的上涨，将成本压力推到口罩生产企业这一环。按理说，售价不得不涨，但由于口罩在疫情下的特殊角色，消费者对口罩涨价十分敏感，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在“一罩难求”之初，也曾出台“口罩不涨价”的规定，同时又缺少对上游产业的进一步补贴。

如湖北仙桃市官方在2月14日发布的“限价令”，就曾硬性规定当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出厂价不得超过1.2元/只。口罩行业长期薄利，据采访对象介绍，原先一次性医用口罩的成本在每只8分钱左右，而目前机器设备及物料价格上涨已经超20倍，导致制造成本的增长难以估量，口罩厂倍感压力。

积极的一面是，各地政府也为了抗疫需求而直接“接管”了一些口罩厂的销售。政府按照统一定价从这些厂子收购，并给予一定补贴。

纺源是直接与广西自治区政府对接的厂家之一。

口罩的物流方面，苏炫魁不用操心。自治区政府委托了柳州国药控股和南宁国药控股两个公司负责口罩的收取。货车会直接开到口罩厂门口取货。

但对于收购价格，苏炫魁坦言有些偏低。

“政府目前是以1.85元每只的价格来买我们的一次性医用口罩，这个收购价是从二月末开始的，二月上旬是0.8元每只，到中下旬才提到1.2元。但是这两个月口罩相关的原材料价格大涨，疫情高峰时一次性医用口罩仅原料成本就在0.7到0.8元左右，这还没算上人工费等其他成本。”

政府在疫情之初对口罩厂复工提供了一定的补贴。纺源拿到的补贴总金额是91万元。“政府在前期发了工资补贴，从复工第一天算起。具体是按企业的人数（非临时工），以每人每天2000块拨给企业，我们厂是按35人算，一天有7万。”苏炫魁透露，“但补贴只到2月9日，之后就没有了。”

在疫情发生前，由于市场对口罩的需求不大，苏炫魁的厂子拥有大量的存货可供疫情初期进行调用，加之对政府一开始的收购价格比较满意，尽管原料价格上涨，但苏炫魁在最初并不担心厂子的营收问题。

但随着疫情发展，市场上对口罩的需求一直维持高位。作为广西最主要的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政府的生产指标几乎都落在纺源一家企业身上。苏炫魁压力越来越大，他觉得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止渴。

“我们不想发国难财，做一些牺牲也义不容辞，但不想被道德绑架，毕竟企业要活下去。”他说。

今后怎么办

病毒来袭紧急复工的时候，苏炫魁没时间想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但现在他必须考虑。

在2016年建口罩厂前，纺源只是专门做消毒剂的企业，主要客户是当地医院。“广西很多医院里打针，手术用的消毒液都是我们做的。后来医院跑的熟了，发现无纺布系列产品，像医用鞋套、帽子、手术包，包括口罩这一类的东西有很大的空间，然后我们又正好有医院的资源，一条龙嘛，这才开始做口罩的生产。”

但纺源的口罩生产才刚起步几年，还在与医院建立稳定供应关系的过程中。据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PingWest品玩介绍，目前包括自己医院在内的许多广西当地医院的口罩等医疗防护品依然以河南或其他省份的供应为主。

让苏炫魁担心的，是这几年正在搭建的与医院方合作关系会因疫情面临倒退。

与常见的口罩企业销路不同，纺源往常的主要销路并不是超市和药店，而是作为供应商，为广西当地医院供货。广西当地的医院在疫情期间仍需找到口罩供应的路子，而纺源现在不消说拓展新的医院业务，连维持原有医院的合作都显得捉襟见肘。

“疫情总会过去，但是现在和医院的合作断了，不熟了，以后医院不问我们要，我们就真的倒闭了。”

苏炫魁多次与相关部门沟通，提出希望保留一些口罩由他们自主销售，并终于在3月初争取到了30%的自主分配额度。

但这样的比例落实起来又遇到新的问题：30%的自主分配份额有个前提，就是要优先满足统一收购的那70%。而这70%是给定的生产指标。

苏炫魁举例称：最近给到纺源在3月9日至3月20日间的任务是67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但12天的期限就算全力生产，这条日产量最高5万的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线也最多造出60万口罩。而且，在生产完成后，这些口罩还需要14天的的消毒——解析周期。

3月后，临时工的招聘也成了问题。

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日常的生活工作秩序正在恢复，临时工招不到那么多了。纺源目前的临时工人数不足10人——虽然公司已经扩招了30个左右的全职员工——但工厂的生产能力比起高峰时已经降低不少。

诸如纺源这样成立几年的口罩厂，在疫情之前已具备相当的生产规模，这使得它们能够作为打头阵的口罩企业，在疫情出现时把产能迅速拉起来。同时政府在办理口罩生产资质方面降低标准，在企业引进生产线方面开启绿色通道，这使得一批新的口罩厂和从其他行业“跨界”来的口罩生产线能够迅速补充进来，合力满足疫情高峰时国内的口罩供应需求。

但随着国内疫情基本结束，部分制造企业从口罩生产线脱身。口罩进一步降价也促使在疫情中新入场的口罩厂在“赚了一笔”后陆续离开。此时压力又回到了纺源们身上。据苏炫魁透露，现在他的厂子是广西唯一一家在一次性医用口罩上具有生产资质和量产能力的企业。

面对广西地区整体口罩产量比口罩需求下降要快，而自身的存货又已在前两月消耗殆尽的情况，实际上纺源目前的生产压力比起疫情之初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切让纺源开始有点力不从心，工厂也在不停地与政府做着进一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