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在巴黎，寻找全世界的故乡_新浪科技

原标题：于坚：在巴黎，寻找全世界的故乡

于坚文学报

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巴黎记》，是诗人于坚关于巴黎的絮语、思维片段、想法、记录、见闻、观感、手记、便条，或者胡思乱想的意识流、张冠李戴，以及实地街拍。

这里是一个另类的巴黎，诗人憧憬的巴黎，虚构的巴黎、亲历的巴黎、已经辞世的巴黎，或者他愿意居于其中的巴黎。

在这部书中，时间是跳跃的，不受拘束的。就像自由和浪漫，就像巴黎。前一页可以是1947年6月17日，后一页可以倏忽来到2017年7月5日。明明昨天还是2014年10月4日，时光又瞬间穿梭回1995年9月18日。

除了文字，诗人用自己的相机镜头记录下一个个凝固的瞬间：在埃菲尔铁塔上张望的男子，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莎士比亚书店门口的一个下午，博物馆内的一个小花园……

“当所有的故乡都被摧毁之后，巴黎成了世界故乡。那些昔日的什物、气味、幽灵全都集合到巴黎。”

“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唯有巴黎岿然不动。”

也许真有这个巴黎，也许没有。

《巴黎记）于坚/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寻找全世界的故乡

于坚

2004年5月1日

无边无际的门，而且大多数总是关着。随手关门真是一个好习惯。每个门都不一样，就像人们的脸，除了它们都是长方形的。有些门已经要烂了，还在用。无数的前面、后门、偏门、旁门（左道），巴黎并没有君子行不由径这种传统。门的朝向五花八门，并不怎么在乎朝向。在东方，门是隐喻性的，后门名声不好，那不是正大光明之门，私下里使用频繁。

各种各样的门通着不同的地点，可以从十七世纪的门进去，从十九世纪的门出来，从十八世纪的门进入一栋公寓，从二十世纪的门进入某个房间。

多年前，我在让蒂依小住，那一带有各种时代的门，我住在金佳家里，他租的房子是十九世纪的，我从未见过他的邻居，仿佛他们一搬进来就倒地死去。我怀疑那些幽暗走道里的铁一样纹丝不动的门，如果打开的话，里面躺着的会是僵尸。铁一样坚固的私有制保证这些房间永远不能被他人打开。

那时候还是用座机，电话一响，仿佛是这楼房里活着的一只野兽在叫唤。我们有时候在让蒂依散步，金佳想着他的长诗，后来他写出来了，就叫《让蒂依》。

巴黎之光，早晨八点钟。

巴黎的建筑仿佛是为光设计的。光来到巴黎，成为音乐，大提琴，小提琴、钢琴。

我对着一个门面拍照，它有点哀怨，像一位昆明祖父的脸。突然门缝里闪出来一个矮个子白头发的壮汉，大吼着，这是我的门，你不能拍！巴黎有些原住民对游客深恶痛绝，这些手持照相机、探头探脑的家伙将一切都视为博物馆的展品，包括人。

无可奈何，谁叫你是巴黎呢！他来晚了一步，我已经拍完了。我们继续走，我的相机就像一只患着湿疹的脚，总是在发痒，必须时常脱掉鞋子去搔抓。

我们穿过克林姆林比赛特尔大学医院，“克林姆林”这个名字来自本地一个参加过拿破仑侵俄战争的老兵的酒馆。

这个庞大如迷宫的医院早先是一座驻扎军队的城堡，里面有军营、监狱、疯人院和医院。一些房间住着军人，一些房间关着要犯，一些房间住着病人，一些房间关着疯子，大家共守一个城堡。

一个下午，莎士比亚书店门口。

左岸的一家古董店。

1633 年路易十三下令改为医院，里面的患者包括疯子、传染病患者、病入膏肓的流浪汉、穷困潦倒的老兵、死不悔改的杀人犯、骗子……我少年时代，昆明还没有疯人院，疯子都住在自己家里，他们睡完觉就甩着手在街巷里大摇大摆地走，唱着歌，还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个女疯子住在武成路一家冷饮店的楼上，每天打开窗子，站在那里梳头，总是在梳头。

在汉语中，患者的含义与在西方语言里完全不同，它与自然差不多。在中医看来，仁者人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人，只有阴阳不调。中医不是治疗，是调整。病入膏肓就是不治，可以治的都不是病，是自然，只是调理阴阳，重新齐物。中药都是大地产物，道法自然。治疗与修辞一样，修辞立其诚，大块假我以文章。二战后，克林姆林比赛特尔成为普通医院。

医院制定了一套制度来确定病人的实际人数，验明其身份和所属部队。然后，医院开始管理他们的进出情况；他们被强制待在病室中；每个床位都标明住院者的姓名；每个病人都被记录在册，医生巡视时必须参考记录。最后，医院开始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和分床措施。……它构成了一个将各种单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实表格。

——（福柯《规训与惩罚》）

塞纳河岸的书肆。这些书被流水般的读者翻来翻去，就像一些上岸的波浪。

书摊还关着。望着河流，等着一本书。

克林姆林比赛特尔医院的建筑物是表格式的，如果不知就里，它就是一个几何迷宫。我们提心吊胆，探雷般地小心走着，担心着被当作疯子抓起来，还有比定罪一个疯子更简单的吗？

金佳有点迷糊，我们在里面绕了很久。无数的门，虽然已经换过，但是依然像监狱那样排列着，编着号。星期六，里面空空荡荡，只看见玻璃后面的一些桌子和床，我们从十七世纪的门进去，从二十世纪的门出来，走了很久才穿过它。

一伙人围在一堵雕刻着工人形象的墙前面开会，举着红旗，镰刀斧头，拉着横幅，唱《国际歌》，像是巴黎公社的幽灵一晃。转过另一条街，涌过来几个人，停在一家鞋店门口，披着橘黄色长袍，白布缠头，敲着鼓，弹着琴，唱着什么，嚷着，蹦跳着，手舞足蹈。与刚才那伙工人阶级似乎是两个星球的人，语言不同，但身体的动作相似。

在公园里睡觉。我举着相机，另一条椅子上的那人说：NO ！是啊，在他看来，这是在他家里。

日常生活的史诗。

2015年6月13日

卢浮宫后面有个小教堂，里面的壁画极美。教堂的厕所在修，可以去隔壁警察局方便。于是从教堂进入了警察局，第一次走这条道。警察局不是戒备森严的地方，松弛、漫不经心，闲人也可以溜进去，犯个小罪，比如顺手牵羊。高阔的走廊，无数的办公室，一模一样的门，有些办公室的门开着，看得见职员在看一堆纸，胖的黑人在走廊里走过，外人要找到洗手间真是大海捞针。

许多卫生间都贴着封条，进来方便的人多，把它们用坏了。问了两个警察，一个指这头，一个指那头，他们熟悉的卫生间不是同一个。我害怕警察，虽然我从未犯罪，这是一种后天形成的生理反应，仪表堂堂的巴黎警察比警察更像警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在过道上目不斜视，庄重而快速地走着，像都怀有紧急任务的样子。

急匆匆走了很久，没有找到想象中的卫生间，只好慢下来散步，已经忘记了这是警察局。这栋建筑物像是宫殿，圆柱，浮雕。直到一位警察有点怜惜地带我走去一个洗手间，我们一语不发，心事重重，仿佛我是一个刚刚被抓获的毛贼。我担心他不明白我那通手势是要去洗手间而不是审讯室，做出某种全世界通行的小便急者都会涌现的表情，他明白了。

巴黎北站的候车大厅里有一架钢琴。

旅行者或流浪汉。

洗手间的门很重，与会议室的门一样庄重厚实，门把上有一点水。已经用了很多年头了，小便池比杜尚用来做作品的那个还老派。糊着绿锈的龙头在漏水，镜子里出现一个模糊不清、心满意足的家伙。那位警察离开又回来，他忘记了自己也想小便，那种表情。

一个异乡人在巴黎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他可以像住在他自己的四面墙里一样自由自在。而且只有当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并把它收拾得很舒服，确实是住在里面而不是仅仅睡觉、吃饭和工作时，这样才算生活在城市中；他或者漫无目的地穿过城市，或者安安心心地坐在沿街无数的咖啡馆里，看着城市生活和面前行走的人群缓缓流逝。

今天，巴黎是所有大城市中唯一可以让人惬意地走完全城的地方，在城市的生气上，它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依赖于大街上走过的人们，所以，说现代机动交通工具威胁了它的这一存在，倒不仅仅是为了技术上的原因。

美国郊区的荒地，以及很多城镇的居民区恰恰是巴黎的反面，在那儿，所有街市生活所需的道路、可以散步的人行道，现在都缩小成小路，走好几里都见不到个人影。其他城市似乎只是勉强允许游荡、懒散、闲逛的社会废物存在，而在巴黎，实际上它的街道邀请人人都这样做。

所以，从第二帝国起，巴黎就成了所有那些不为生计奔忙，不谋求职业，不想达到什么目的的人的天堂——波西米亚人的天堂，这些人不仅包括艺术家和作家，还包括所有那些流离失所、没有地位、无法被政治和社会整合的人。

——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