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背后的书单：从《幸福的建筑》到《房地产阶级社会》|幸福的建筑|房地产阶级社会_新浪科技

原标题：《寄生虫》背后的书单：从《幸福的建筑》到《房地产阶级社会》来源：上海译文

按：韩国电影《寄生虫》从奥斯卡颁奖礼满载而归之后，韩国政府出台政策，将为住在半地下室的1500户家庭改善住房条件，其中包括改善供暖系统、更换地板等基础设施，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的资助。这成为了韩国电影推动现实进步的又一案例。

与电影中半地下室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无疑是朴社长一家居住的豪宅。下面这份书单，正是由豪宅而来、从建筑展开的。

1、幸福的建筑：风格还是谎言？

这座豪宅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安全。它坐落于半山腰的位置，沿街道的一侧被2米以上的墙壁遮挡，外面的人无法向内窥探；通过可视电话，豪宅里的人可以远程控制院门；与此同时，监控探头正对着院门，让每一个来访的人无处遁形；专用车库大到可以同时容纳一辆加长版豪车和一辆越野车，从车库可以直达客厅，无需顾虑风霜雨雪，也不必担心爱车失窃。

坡道上的高墙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

当镜头跟随基宇进入豪宅，观众惊讶于豪宅惊人的尺度：宽敞的草地足足有2间普通公寓那么大；西式厨房、餐厅与客厅是完全连通的，没有立柱或墙壁在视觉上造成阻隔；客厅的沙发可以容纳两个人平躺，朴社长夫妻和金基泽夫妻都曾舒适地在上面休憩（以形成某种对比），茶几则宽阔到让金基泽、基宇、基婷3个成年人藏匿于其下都不被发现。

这座豪宅的风格，与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中形容的“新中产品味”如出一辙：

豪宅内部的通透感

对巨大透明玻璃的喜爱，与他们高度重视个人隐私的习惯看上去是矛盾的，然而事实非如此。如果一个富人决定兴建一座大胆的、先锋的、透明的住宅，那他还应该把方圆100米的土地都购买下来，并筑起高高的围墙。那样，他不仅可以透过宽大的玻璃将私人领地尽收眼底，而且，若没有主人邀请，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座建筑，更不用说透过玻璃偷窥了。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现代主义设计师们对这类简洁、硬朗的设计风格的偏爱，他们试图赋予这种风格过多的内涵。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中解释了建筑设计与观念之间的关系：

现代建筑技术让没有立柱的玻璃里面得以实现

现代主义就声称开放的、简洁的、大气的功能设计是令人愉悦的。为了阐释这种设计背后的观念，鼓吹者甚至将之称为“民主的设计”。

然而，为了显得“气派”，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样才能兼顾气派、隐私与安全。这不仅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也与现代主义试图为其注入的观念背道而驰。

当然，能够支付得起这种设计的买主，无需思考这背后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只需要享受这样做的好处：同时拥有气派、隐私与安全。比如，他们为豪宅配备了可视电话、远程门锁、独立车库、监控探头，这些设备说明豪宅的主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在院门以外——哪怕是接近院门——的地方长时间停留。

社会学家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试图解析这种泛滥的“外紧内松”安全政策背后的社会心理：

前保姆破坏监控探头为金基泽的逃生埋下伏笔

居住在豪宅里的朴社长一家，绝不会冒着危险去验证“陌生人就站在门边”是否真实，他们要是知道有人想打他们的主意，一定会闭门不出，将自己置于保护之下。然而，“外紧内松”安全政策下，一旦获得了主人的信任进入豪宅，在自然状态下，这种信任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金基泽带着揶揄的口吻称赞朴太太“有钱还善良”，妻子忠淑立刻纠正说“因为有钱，所以善良”。固若金汤的豪宅让朴太太有信心抵御盗窃、抢劫、绑架等暴力行为，却忽视了金基泽一家人“寄生虫”式的入侵。正是利用了朴太太对“熟人链条”的轻信，金基泽一家才精心设计圈套，欺骗单纯的朴太太，如愿以偿地成了朴家的英语教师、美术教师、司机和保姆。

2、房地产社会：142万韩国人的鼹鼠生活

当朴社长一家（巧合的是，这个富裕家庭同样由四个人构成）决定出门露营，金基泽一家忙不迭地抓紧时间“享用”这座豪宅。基宇甚至非常认真地询问基婷，“如果我们住进这座房子，你要住哪个房间？”金基泽一家为什么对豪宅（他们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样一座奢华的建筑物）如此迷恋？

《寄生虫》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两家人居住的房子里。朴社长一家四口居住在宽敞、明亮、由国际知名设计师设计的深宅大院，而金基泽一家四口挤在逼仄、阴暗、潮湿的半地下室。观众们只需要观察居住环境，就可以辨认出两个家庭所属的阶层有天壤之别。

韩国学者孙洛龟在《房地产阶级社会》中提到，2005年，韩国统计厅曾经进行调查，发现全国有58.7万户（201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38万）家庭、142万人像金基泽一家那样，在地下室里过着鼹鼠一般的生活；其中，95.4%居住在高度城市化的首都圈地区（首尔和京畿道）。当被询问到“如果有3000万韩元，会用来做什么？”，74%的回答者表示希望搬到地面上居住。

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里揭示了建筑与理想之间的关系：

因此，“搬到地面上居住”表达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居住环境的渴求，还有“我也能想正常人一样过上正常生活”的信念。

居住在半地下室，对这些贫困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是异常窘迫的生活方式。《寄生虫》一开场，金基宇和金基婷把手机高高举起来，搜寻免费的WiFi信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与外界联络、获得临时工作。

其次是难以忍受的卫生条件。金基泽发现家里有虫子，就让全家忍受刺鼻的气味，开窗“蹭”街道上喷洒的消毒剂来杀虫；韩国73%的地下住房有霉菌问题，与此同时，装有换气扇的地下住房却不到总数的1/3，这让金基泽一家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朴社长形容说是“葡萄干放久了的味道”——朴社长一家对这种气味的厌恶，深深刺痛了金基泽一家人的自尊，也是让金基泽冲动刺杀朴社长的直接原因。

因为找到了WiFi信号而兴奋不已的兄妹俩

再次，居住在半地下室里的金基泽一家人性格非常怯懦。一开始，有醉汉出现在他们的窗前随意便溺，没有人敢出门阻止。但是，当基宇成为豪宅里的家庭教师后，立刻就有了底气，大胆地出门去阻止再次出现的醉汉。基宇变得更强壮了吗？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是他的心态。仅仅是身处其中担任家庭教师，那间明亮、宽敞的豪宅就已经扭转了他对于自身形象的认知，变得更加自信。

最后，最致命的影响是：社会流动通道对地下室的穷孩子关闭了。基宇和朋友聊到基婷，不无惋惜地说：“基婷不去补课了，她没钱去”；而基宇本人，虽然朋友说他“比整天喝酒的大学生厉害多了”，实际上也是“高考”落榜四次的失败者。

3、下流社会：住得越高，地位越高？

可以看出，在进入豪宅“寄生”之前，金基泽一家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是恶劣的建筑物造成的吗？如前所述，豪宅或半地下室确实会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产生影响。但影响更大的因素在建筑以外——比如区位。

在首尔，知名高中录取的学生往往来自房价高昂的江南区、瑞草区。房地产财产分化、收入分化、家庭教育投资分化和学历分化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想要挣脱这个链条的束缚谈何容易。即使孩子天资与努力程度相近，富裕家庭能花费更多钱让孩子去补课，而像基宇、基婷这样的孩子只能无奈放弃。在缺少辅导的情况下去和准备充足的同龄人比拼，可能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其他人轻松就能获得的成功。

一个有趣的镜头

房产的地理位置不仅仅影响韩国人的升学，还影响他们的健康。金基泽一家居住在棚户区和地下室连片的贫民窟，《房地产阶级》在这里：

恶劣的居住环境影响身体健康，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在韩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富集在富人区，江南区每万人拥有的医院数量是江北区的2倍还不止，拥有房产的人也更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越贫穷的街区，能分配到的社会资源就越稀少，安全、住房、教育、医疗、金融……莫不如此。社会阶层越往下，就会有更多的人争夺更少的资源。社会学家如此描绘贫穷的街区：

勤恳劳动勉强度日，和机关算尽过上好日子，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生活”？

恐惧是因为自己争夺到的资源随时随地会被夺走。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不得不动用非常规手段，比如金基婷耍奸计赶走尹司机，金基泽演戏陷害为豪宅工作多年的保姆雯光。金基泽说“在一个保安职位都有500个大学毕业生争夺的时代，我们一家都能找到工作，太幸运了”，实际上，如果不靠非常规手段（欺骗、陷害），他们根本没有工作机会，只能在地下室里叠披萨盒子谋生。

金基泽一家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所以他们需要保卫自己的利益。当一家人聊到被陷害的尹司机，基婷立刻说“不要考虑他！”；当他们的行为被实际上的受害者雯光揭发，他们没有感到羞愧，反而毫不犹豫地施加暴力。

在水平的维度上，区位因素影响了资源分配；在垂直的维度上，这种分化更加明晰。前文提到，朴社长的豪宅坐落在半山腰的位置，因此，当金基泽一家人从豪宅中逃出来赶回家里，他们一路都在往下走（这可真是个再明显不过的隐喻）。当夜突降大雨，他们居住的社区地势低洼，排水困难，而金基泽一家的地下室毫无疑问地遭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