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放射科：我不能对你说，上一个做检查的可能是感染者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这段时间疫情肆虐，我也会和很多人一样，不愿意再打开手机，因为想少看到一点谣言，也少一点带有个人情绪的谩骂。
一些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和我讲，“在这种时候，你只有把自己的关心，留给真正值得被关注的信息源，才能保护自己的同理心。”
听完他的话，我第一时间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能做点什么？
有什么是我能做到，而别人不愿意去做或者不擅长的？
为了得到答案，我做了个决定，用微信发出一条特殊消息：
它的收信人，一共有700人。这700人，有的来自武汉对抗新冠状病毒的前线，有的在偏远小镇，有的来自传染科、急诊科，也有妇产科和眼科。
他们是一群正在和疫情战斗的医生和护士。
我有700个真实的人物，我们有700、1400、2100个甚至更多真实的细节。读着读着，我总觉得100年后也会有咱们的后代记得这些。
这样真实的信息，可以给焦虑一条出路。
多半时候，微信那头的他们是沉默无声的。偶尔收到一两条回复的消息，时间有凌晨2点，结束了一天的防护工作，刚走出隔离病房的时候；有一大早，穿好防护服，走进病区之前。
 
他说不要怕，病毒和你们之间，有我们。
其中一位医生给我的回复里，有这样一句话：瘟疫瘟疫你快走，春天春天你快来。
我决定用前半句作为系列名，记录下这些特殊的故事。
最初，新型冠状病毒只是微博上的一个新鲜词儿。
通报仅仅是武汉，今天多少例，明天多少例。我们这绝大部分人并不在意，做医生的我也一样。
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期，医院会发些N95口罩，告诉我们要多洗手，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特别的处理。微信工作群里也没有相关信息。
而且毕竟前段时间刚刚闹过鼠疫，很快就过去了。
记得那是一次夜班，两个护士带着病人来做检查，闲聊中她们提到鼠疫重现。鼠疫是甲型传染病，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会十分严重。新闻上也报道了。
为此我神经紧张了两天，但后来发现患病人数并不多，不久便平安无事。
我想可能很快，热搜上就会出现冠状病毒被治愈的消息。还是平安无事。
直到1月18日。
那天半夜，正值夜班交班。
当同事要将值班手机递给我时，手机就响了。
他听了一阵，一脸复杂地看着我，顿了顿说，“姐，你身体的抵抗能力怎么样？”
“咋的了？”我很奇怪。
“发热门诊有一个要拍床旁胸片，是武汉来的，疑似新型冠状病毒。”
嗡。我脑子一晕。
没想到这么快，武汉那边的情况，微博上看到的东西，就来到我身边了。总有一种不真实感。
半担忧，半紧张，我脑子飞速运转，想着去之前能做些什么。
我是一名放射技师，主要工作就是用医学设备给患者拍片，提供给临床大夫判断病情。
这一瞬，我对这个病毒的唯一了解就是它会传染人，那我就必须要保护好自己，但我能接触到的防护用品很有限。
例如我平时去ICU做检查，ICU会直接备好我需要的防护用品，但这次？
戴着口罩，我在科室转来转去。想一想，打开抽屉，掏出一双医用手套。一转头，看到了衣钩上挂着的前几天洗干净的备用白大褂，赶紧套上。
临走前，我又打开柜子，掏出一只口罩，给自己加了一层。
一切准备就绪，我推着2米高的床旁X光机向发热门诊走去。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觉得X光机就像我的战友一样，我们一起去侦查。
穿过急诊大厅。人很多。吵闹杂乱。
我到达门口时，一旁值岗的保安大哥看到我和机器，连忙走上前推开了沉重的玻璃门。
我道了声谢，从大门走出。
室外。一月的夜风十分寒冷，我后悔没有多套一件外出服，又想着如果多穿了一件，那做完检查就没有可以替换的了。
我笑了。笑自己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衣服。
发热门诊在13层楼高的主楼之后。是独立的一个小房子，一层楼，方方正正，二十几秒就可以围着它走一圈，我无数次的路过却从未进去过。
床旁拍片一般是给危重症的下不了床的患者做，平时患者直接到科里做检查就行，病重了，走不了了，下不了床了才会让我们推着机器过去。发热门诊只是发热，自己可以走动，即使再重点，也可以推着轮椅和床过来。传染、重症，这些词应该和现在这个病人有关。
楼外的路是水泥地，机器走在上面不断颠簸，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快到的时候，我竟突然想到一句话——文死谏，武死战。
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经历过，而到这里，我也没有了任何退路。
我推着车终于到达了发热门诊。
“先不要进来！把隔离衣穿上！”一个人突然朝我喊道。
是门诊护士。她穿着隔离衣正站在靠近大门旁的窗边。
她打开的窗户，递给我帽子、鞋套和一次性的隔离衣。
隔离衣是蓝色的，和防晒衣差不多薄。
我把胳膊伸到袖子里，将绑绳胡乱地在身后打了个死结，虽不好看，却系上了。
我单脚站立，跌跌撞撞的把鞋套穿上。
“头发！头发！头发有漏出来的！”护士说着指了指我的前鬓。
我戴着医用手套使劲把头发往帽子塞了塞，手套很滑，试了几次才成功。
看我穿戴好，护士帮我推开了玻璃门。
我一咬牙，走了进去。
走廊有十多米，很短。除却面前穿着蓝色隔离服的三个医护人员外，空荡荡的。灯足够的明亮，照在刷着黄色油漆的墙壁上，竟莫名有些温馨。
护士带我向前走，铺着瓷砖的地板十分光滑，机器经过的声音顿时小了很多。
我推着车路过了第一间房间。隔离房大门紧闭。
大夫和另一名护士正站在第二间隔离房门口，依然大门紧闭。
带路护士先我一步推开了房门。我却停在了门口打量里面。
那是一个6平米左右的房间，白色的灯光，里面摆着两排蓝色金属座椅。
患者一个人定定地坐在蓝色座椅上，看上去三十多岁，中等个头，黑框眼镜下紧挨着一幅N95口罩。脚边的旅行箱有些扎眼。
他不言不语，十分从容。看我走进也只是抬头望了一眼，然后又把头低了下去。
看到他这样正常的样子，我反而犹豫了。
从我为数不多的经验出发，我勾勒了一幅躺在床上，贴满电极，吸着氧气，艰难喘气的画面。
“是他吗？”我问跟在后面的护士。
护士点点头。
一旁同样穿着隔离衣的大夫问我可以拍摄胸部侧位吗，我摇摇头，表示床旁无法做到，且这个房间太小，两排座椅，没有床，机器施展不开。
我们拍摄需要一定条件。被检者最佳姿势是躺在床上，机器球管与人之间要有一米左右距离。拍摄时把球管抽出，将板状的探测器垫在最下面，与球管形成垂直的关系。所以他坐在那边时无法拍摄。
护士们商量了一下，一人提到有一个空置且有床的新房间。
我们决定换个地方。
我向后撤了两步，护士走到新房间，推开门，用手指示着他从原有地方出来。
患者默默地起身，像脚下有一条做了标记的路一样，走到新房间，又按照护士的指令躺在了床上。
就在我把探测器从床旁机上拿下来的时候，他先开口了。
“我到武汉出差，坐高铁回来，回来后就浑身酸痛。”
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是在向我交代他的病史。
“没关系，检查一下就知道什么情况了”，我也只能说这些了。
他听完后闭上了眼。
我让他稍微抬起上半身，把探测器放在他的后背下面。第一次位置略有偏差，我又让他抬起，在调整左右时，我小心翼翼，刻意不接触他的身体衣物，不直接冲着他的口鼻。
他也没有说话，只是依照我的指示微微调整着自己的身体。
调整好位置，他又躺下了，我拿着拍摄手柄，和大夫躲在门口的护士推来的防辐射的铅板后面，按下曝光键。
滴滴两声，拍摄完成。我走入房间，大夫走到我的旁边，两个护士仍然远远站在走廊上。
我跟大夫一起观察了图像。从图像来看，并无明显异常，是正常的健康的胸片图像。
“还可以还可以。”大夫嘴里不住念叨。 
难道是虚惊一场？
我稍稍放心，却也未完全放松下来，毕竟床旁胸片漏诊率相对是高的。
我推着车朝还站在走廊的护士挥挥手，和她开玩笑，“但愿今晚不要再见你第二次。”
当我走到门口时，带路的护士打开了门，冲我笑了笑，“你在门口把隔离衣脱下来。“
我点点头，推着床旁机走出门外，她关上了身后的玻璃门。
护士回到窗边，从窗口递给我一个黄色医用垃圾口袋，让我把脱下的衣服放在里面。
隔离衣的衣结在后背上，先前系的死结，我现在体会到了恶果。
我把垃圾袋放到了地上，把右手别到背后，摸到了死结，但不知怎么得只想着用右手解，结果怎么也解不开。
路过的保安大哥心地很好，看我这么费劲，向我走来，想帮我解一下。
不过。
“你不要碰她！让她自己脱！” 正当他刚伸出手，就被密切注意一切的护士发现了。 
大哥吓了一跳，看看我，我抱歉的笑笑。“我自己来吧，你就别碰我了”。
我狠狠心，一把将隔离衣撕下来，扔进了口袋。
接着，我把鞋套，帽子扯了下来，然后扔进口袋，将口袋从窗户递了过去。
临走之前，护士从窗边的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口罩，递给我，让我换下来，并嘱咐我，回去时穿过人群要小心。
我从急诊大厅穿过，急诊依旧是忙忙碌碌，无数的哭喊声，叫号声，争吵声，依旧是我熟悉的急诊的模样。我贴着墙走，刻意离大家远一点。
推着两米高的床旁机，平时我走在路上引人注目，大家对这台机器指指点点，不断有人问这是什么，也不断有人问你个小女孩怎么能推动这么沉重的机器。对此，我总是骄傲一笑，称自己天赋异禀，力大无穷，绝口不提其实它是电动的。
但今天我想赶紧回去。
希望他真的没有感染，希望只是我多虑，但立即我又担心如果他真感染了，我的防护堪忧。
一路上，捋了一下消毒的思路。我所穿所用都需要更换消毒，谁知道在哪个角落会沾染上病毒。
回到科室后我叫来了保洁阿姨，她带着消毒喷雾，仔仔细细的将机器喷上消毒剂，用干净的抹布擦拭，彻底消毒。
我自己更换了备用的白大褂，就连眼镜，值班手机都用酒精擦了一遍。
这时值班手机又响了。
是医院的总值班。第一句就问XX是你做的胸片检查吗？
我回答是，老师询问我拍摄之前知否知道这个患者是疑似病例，都做了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回来后是否消毒，我一一作答。
“那个患者要来做一个CT，你加倍注意，检查完成后要整体消毒”，老师在电话不断叮嘱。
还是我。我心中叹了口气，只能一口应下。在挂电话之前我提醒老师，这边只有最基本的口罩手套，需要额外的防护用具。
十分钟后老师给我送来了隔离衣，帽子，脚套。
刚穿好，外面门铃声就响起了。
我按下打开CT室电动门的按钮，看到了穿隔离衣的大夫和患者正站在门口。
我向患者招了招手，叫他进来。
他听到后走进来，静静地站着。大夫则在门外等候。
患者的上衣是一件带拉锁的羽绒服，照例，我让他脱下，挂在挂衣钩上。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反应过来，急忙阻止，“不要放在那里，放在床上的蓝色单子上吧”。
患者愣了一下，很顺从地将外套脱下，放到我说的地方。
他很乖，按我的口令，在床上躺好，双手上举。
我将检查床上升，定好位置，走到了操作间。
不知道他是否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是，传播途径是什么，我凭着自己的直觉，尽量让他少接触检查室里的东西。
扫描后，我看了一眼图像，心里一噔——
肺部有很多处片状的高密度影，样子发白，却又与之前看到过的感染征象不同。
我在操作间通过对讲机跟他说，可以起来了。
他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门边，准备伸手按下开门键。
“别碰，我来开！”我连忙打开操作间与检查室之间的门，冲他叫道。
他默默地将手收了回去。
打开门后，大夫在门口等候，可能是觉得检查室里充满了病毒，隔着检查室，大夫向我喊了一句：“怎么样？我就不进去看了。”
我回喊一句：“有点事，图像已经上传，具体的你自己回去看”。
因为读片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我只能通过经验感觉这次图像有所不同。
大夫答应了一声，走在前方，带着他去做其他检查。
我打电话给诊断同事，今天值班的同事是刚刚入职的小哥哥，他在系统上看了片子后也表示之前未看到过这样的图像，只能确定感染，还无法确定是否是新型冠状病毒。
本来我的工作是到此为止的，但是我又有些好奇。
我打开丁香园，尝试着寻找之前是否有类似病例的CT图像，万幸找到一例。对比了一下，除了感染面积不同，均像是磨玻璃的样子。是病毒性肺炎CT常有的特点。
我心想，完了完了。
还是照例，找来保洁，彻底消毒，我看着保洁阿姨在检查室不断的喷洒消毒液，用抹布不断的擦拭，我坐在靠椅上，思绪放空，直到听到有人在外面按门铃。
我出去看，发现这时候外面居然来了一个腿部受伤的患者，家属正嚷嚷着要做检查。
我让她稍等一下，消毒结束再进来。家属不耐烦的嚷嚷，恶狠狠的问我，为什么要现在消毒，他们明明是急诊，为什么不能立刻做。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他消毒的原因是上一个患者很有可能就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他进去很有可能会感染。
现在没有确诊，如果我说了，一定会引发恐慌。
我只能不断的重复：要等一下。
家属恶狠狠的盯着我，虽未说话，但仿佛从眼神中透露出如果我不立刻答应，他就要打死我。
我没有理会他的反应，回到了操作间。
门铃再次响起，我走了出去，还是他。
家属还是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我只能告诉他消毒后就可以，具体时间我无法确定。说罢，我又走了回去。
几分钟后，门铃接二连三的响起，四五个患者来做检查，大多是发热或者头痛，我统统让他们在外面等候。
这个时候，除了等，别无他法。
保洁阿姨在CT室不断的喷撒消毒液，又将CT机反复擦拭，过了一会儿，消毒结束，可以进人了，先前的凶狠的家属嘴里骂骂咧咧，推着患者进来。
我心里好笑，工作一年多，类似的场景太多了，人其实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还好这个检查室有后门，如果他要冲上来打我，我还可以逃一下。
还好，他只是骂，没有动手。
给这个患者检查完之后，压力小了很多，步调也稍稍放慢了一些。
门外等候的其他患者安静的玩着手机，我叫到之后，才收起手机进来。
处理完这一波患者，我接到了医院感控办的电话。
感控办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是否做防护，都做了哪些，我一一回答。
想必这个患者的情况已经上报。
放下电话，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夜班，不断的有头晕腹痛，醉酒外伤的患者来做检查，忙忙碌碌，一夜无眠。
下夜班回家后已经早上九点多了，我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家人很是担心，嘱咐我注意安全，我安慰过家人后，倒头就睡。
在第三天开早会的时候，我得知这个患者已被确诊。
随即，发热门诊最早接触患者的护士被隔离了。科室备齐了所有防护用品，制定了一系列的防控流程，整个医院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
再往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全国省市无一幸免，全国的物资紧缺，朋友圈中同行们纷纷转发如何自制防护用品，就连口罩也限制使用，给家人买的口罩酒精手套都无法发货。
我也经常接到感控办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发热，我自知，被列入密切关注人员名单了。
前两天，我的同学告诉我们她即将要上前线，被派去武汉援助。在这场战役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赢。
在非典那时，我才上小学，对非典的全部印象也只是不用上学，父母每天可以在家陪我的欣喜。上大学时，我读到了柴静的《看见》，才知道17年前，我们曾有过如此惨痛的经历。
17年后，我站在这里，时间进程仿佛在重复。
作为医生，我不得不迎接第一次面对新病毒的事实。就像作为曾经的孩子，我不得不长大。
我有不安，有恐惧，但我也知道恐惧来源于无知，而比恐惧更可怕的是轻慢。
进医院工作才一年半，其实我还挺喜欢玩的。我162高，平时推着2米多高的X光机行走在医院重症病房之间，那感觉就像 “结伴同行”的伙伴，就像玩一样。“我们”是对搭档。
每一次，作为放射科技师，都是机器与我第一次看到患者体内的模样。然后尽快地送给医生，尽快地治疗患者。
即便这一次的路特别长，特别不好走。
如果哪天你偶然看到一个瘦瘦的姑娘与一台高高的机器一起行走，那就是“我们”。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扫地僧 林老鬼